本文所说的清代前期，指顺、康、雍、乾四帝统治时代；而江南，指今天江苏南部，即通常所说的苏南地区，今天的上海市在清代为江苏松江府属县，自然属于本文的地理概念之内了。
江南植棉业和棉、丝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本地区及与其有经济联系的地区、部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最显著的是湖广、江西与江南的米、布对流。雍正帝于元年(1723)说：浙江及江南苏松等府，地窄人稠，即丰收之年，亦皆仰食于湖广、江西等处。（《上谕内阁》，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四年(1726)又说：“苏松户口繁多，民间食米多取给于外贩。”（《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一）次年，署理湖广总督福敏奏称：“大江以南，皆系财赋重地，独至米谷，则江浙等省每赖湖广接济。”（王先谦《东华录》雍正五年）
皇帝和封疆大吏都讲江南(尤其是苏松)食粮不足，仰靠于外省的湖广和江西，情况确系如此。苏南本是产粮区，也可以提供一部分商品粮，如每到秋天，河流中“农民粜米还租”的船只往来不绝（《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38页），“田多而近郭者，碾以市于城”（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但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的需要。在无锡，那些抱布易米而食的农民，“大抵多藉客米，非邑米也”（《锡金识小录》卷一）。松江府和太仓州人民的“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太仓州属的崇明县，在乾隆二十年(1755)以前，每年需买进稻米二十余万石。嘉庆末年，包世臣说：“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安吴四种》卷二十六）
不论年成好坏，苏州总要输进几百万石的粮食，可见不是受丰歉的影响，而是当地口粮的正常消费。这几百万石的数字虽说的是嘉庆间的，但由于该地长期靠外粮，康雍乾时期当亦为数甚巨。米的买卖多，就出现集散地，吴县枫桥镇粮食市场最大，所以苏州俗语有“打听枫桥价”的话，也表明这个大米市的行情影响着其他地方。震泽县的平望镇有“小枫桥”之称，“米面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乾隆《震泽县志》卷四）。江宁产米，不够当地食用，采办外省米粮。嘉庆间江宁聚宝门外有32家砻坊，收购粮食，每年存仓粮万余石，仅够城中三个月的口食（《安吴四种》卷六十六），则每年需要商品粮百十万石。这就使江宁成为一个大的米市，连其附近的安徽芜湖鲁港镇，也“多砻坊，为粮米聚贩之所”（嘉庆《芜湖县志》卷二）。
雍正帝上谕和福敏奏疏说江浙人仰食于湖广、江西的那个时期，“所称产米乡者，乃在湖广、江西三省”（《清经世文编》卷三十八赵青藜文）。湖广和江西以其丰富的稻米产量，可以部分供给江南人民的食用。江南的输入米，确系来自长江中游，乾隆年(1736)，学士方苞说他生长的安池，流寓的江宁，“皆湖广、江西上游米粟所汇聚”（《方望溪先生文集》集外文卷一）。江宁人吃的是湖广、江西大米，苏州亦然，吴县人沈德潜诗云：
吴民百万家，待食在商。
转粟楚蜀间，屯积遍涯。
商利权奇赢，民利实釜灶。（《归愚诗钞》卷七）
《姑苏繁华图卷》所反映的苏州水上运输、贸易盛况
江南买米所需的货币，为出卖布帛等物所得。有的商人把江南的棉布运往长江中游出卖，又有的贩来湖广、江西的稻米。嘉庆十五年(1810)，湖广商人邬大志、熊正达等人自称：
向或自船自本贩米苏卖，或揽写客载运货来苏，是米济民食，货利□利，苏省之流通，全赖楚省之运转。（《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43页）
这就是说，长江中游向长江三角洲供应大米，后一地区向前一地区输送手工业品，主要是布匹。乾隆初年，苏州布政使规定：崇明的“商人每年载布前往江宁，易米三万石”（《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七晏斯盛文）。这是以江宁作为交易中转地，把太仓州的棉布运到江宁换米，再经江宁将布匹运到长江中游换回食米。崇明商人还可以到安徽枞阳采购七万石大米。因此，长江中游与长江三角洲的米布对流，互为市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