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的每一个地方，农民们都在纷纷发动暴乱。修士们被绑架，还被要求付给高昂的赎金。在美因兹,大主教阿尔布雷克特在这场风暴来临之前就逃走了。但是他的代理为了拯救罗马教廷，还是和农民军签订了“十二条款”，并支付了1万5千基尔德的赎金。4月11号，班贝格（Bamberg）的民众宣布剥夺主教的封建特权，他们抢劫并焚烧了主教的城堡，还掠夺了教会的房产。在阿尔萨斯（Alsace），叛乱迅速发展。到了4月底，每一位天主教徒和富有的地主都惶惶不安。4月28号，一支1万人的农民军袭击了扎本（Zabern）,占领了斯特拉斯堡主教的位置，他们抢劫了修道院，占领了城镇，还强迫城镇中1／4的人加入他们的队伍。这些人拒绝交纳什一税，还提出：从此以后，除帝王外的所有官员都应该经过全民选举产生，也可以因同样的途径被罢免。在布莱斯高的弗瑞堡（Freiburg-im-Breisgau），农民们抢劫了城堡和修道院，并强迫这个城市加入他们的“福音兄弟”。5月，一群农民将维尔兹堡(Würzburg)的大主教驱逐出宫殿，并拿出主教所有的储藏，欢宴庆功。在巴拉丁（Palatinate）的诺伊斯塔特（Neustadt）,8000名武装农民围攻了路德维格选侯，这位选侯邀请农民领袖到城堡中共进晚餐，还很乐意的满足了他们的所有要求。一位同时代的人描述说：“在那儿，人们看到农奴和他们的主人平起平坐，一起吃喝。看起来，选侯对农民们很有诚意，农民们也是如此。”
在这些起义的暴风急流中，路德于1525年5月在维滕贝格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反对农民的大规模抢掠和谋杀》（Against the Robbing and Murdering Hordes of Peasants）书中激烈的态度使得王侯和农民，教士和人文主义者都感到很吃惊。路德被农们过激的愤怒反抗所震惊，很担心的农民运动愈演愈烈，将会推翻德国的政府和法律。由于他被指责因自己的言论引发了这场洪流，路德现在坦率的站在了法律和秩序的一边：
“任何反对叛乱的人，可以被证明是不在上帝和帝王的法律控制之内的，所以，第一个杀死叛乱者的人，是在做一件正确的善事。……因为叛乱所带来的是血流遍地的大肆谋杀，大量的寡妇和孤儿由此产生，一切是非也被颠倒。……所以，每一位在秘密或公开的打击、杀害或重伤别人的人都应该记住，没有什么可以比叛乱更恶毒，更具伤害性和更罪恶。（杀死叛乱者）这就像你必须杀死一只疯狗……”
他也拒绝承认《圣经》中有共产主义思想：
“福音中并没有指出商品可以共有，除了在一个人自愿的情况下。这就像在第四章中基督使徒的行为。他们并不像我们现在那些疯狂的农民，要求所有其他人的物品——无论是彼拉多（Pilate） 还是希律王(Herod) ——都应该共有，但自己的除外。我们的农民只是希望分享他人的财富，同时也要保留自己的财产。很好！我想地狱中已经没有魔鬼了，因为魔鬼都已经跑出来附身在农民们身上。”
对于那些未经审判就打击叛乱者的天主教统治者，路德也表示了他的宽恕，他建议新教徒的统治者进行祈祷、忏悔和谈判。但是，如果农民们继续反抗行为，那么就应该拿起刀剑来镇压。因为王侯和地主们应该记住，在这个时候，你们就是上帝的使者，是上帝愤怒的仆人（《罗马》书 13章），刀剑就是用来对付这些家伙的：
“如果他可以实施惩罚，却没有这样做——即使这些惩罚是要夺取人的生命，或者让人流血——那么，他自己也要对那些人所犯下的谋杀或者其他罪行负责任。……然后，那些统治者应该继续保持漠然，并且在有生之年继续把良心抛在一边。……如果任何人认为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也让他想想叛乱是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它使得这个世界每个小时都有破坏发生。”
这是路德的不幸，在他宣扬战争的言论在读者中传播之际，也正是有产阶级开始镇压叛乱的之时。这位改革者因为赞成恐怖主义的镇压，得到了一些受人指责的荣誉。1525年5月5日，弗雷德里克选侯去世。他临终时要求自己的继承者约翰（John）选侯召开一次缓和局面的会议。但是约翰却认为这是哥哥的一种不明智的宽容。他将自己的队伍加入了不伦瑞克（Brunswick）的亨利公爵，和赫斯（Hesse）的菲利浦一世（Philip I）伯爵的联合军队，一起攻打驻扎于米尔豪森（Munchausen）郊外的闵采尔的部队。双方的军队在数量上都差不多，大约各有8000人，但是联合军队大多是受过训练的士兵，而闵采尔的农民军却缺少训练，缺乏装备。在第一次的袭击中，王侯们的大炮就使对方损失了数百人，惊恐的农民军逃进了弗兰肯豪森（Frankenhausen）城中（5月15日）。联合军队乘胜追击，又屠杀了对方约5000士兵。有300个俘虏被判处了死刑，他们的女人苦苦求情，后来公爵答应饶恕这些人的性命，但是条件是要将煽动叛乱的两位教士的头颅敲碎。在获胜的公爵的监督下，这一切都执行了。闵采尔也被逮捕，在经受酷刑的反复折磨后，他被迫承认自己有罪，最后还是被送上了断头台。
与此同时，乔治·冯·特鲁克西斯带领了另一只王侯的军队占领了博布林根（B？blingen）并在城墙上架起大炮，炮轰城外驻扎的叛军（5月11日）。有一些农民侥幸躲过炮火，但后来又被王侯军队的骑兵们尽数消灭。接着，王侯的军队转向维斯贝格，特鲁克西斯将那儿付之一炬，烧得干干净净。还把曾经指挥“维斯贝格大屠杀”的杰克林·洛尔巴赫（J？cklein Rohrbach）施以慢火烘烤的酷刑。特鲁克西斯继续前进，占领了维尔兹堡，并在那儿选出了81位反叛者杀头示众，以起杀鸡骇猴之效。其中一个幸存者是反叛的骑士盖茨·冯·贝里金根（Gotz von Berlichingen），他的传奇故事在后来歌德早期的戏剧中有所提及。
在阿尔萨斯的反叛也同样遭到了重创，在利普斯坦（Lipstein）和扎本，各有1000和6000人被屠杀。5月27日，阿尔萨斯有2万农民被杀害。整个城市的空气中都飘散中尸体的气味。马格拉夫·卡西米(Margraf Casimir)将一些投降的农民砍头示众，还有一些施以绞刑。一些较轻的惩罚就是砍去双手和挖掉眼睛。一些理智一些的王侯出面干涉这种野蛮行径。一位贵族警告说：“如果所有的反叛者都被处死，那么我们上哪儿找农民供给我们食物呢？”
在这些农民战争中丧生的民众数量，仅次于三十战争中的损失。仅仅农民就有13万人死于战火或刑罚。特鲁克西斯雇佣的刽子手曾吹嘘自己亲手杀死了1200个人。反叛的农民捣毁了数百个城堡和修道院，数百个城镇和村庄人口锐减，或被完全摧毁，或因为掠夺而变得贫瘠。
还有5万的农民无家可归，流浪在公路旁，或躲藏在树林中。寡妇和孤儿成群结队，但是救济机构或者冷漠无情，或者筹集不到救济款项而无能为力。在奥地利（Austria） 巴登（Baden）和赫斯，政府当局对农民有所让步。在其他一些地方，农奴制却更为加强，而且一直持续。在易北河东岸，农奴制一直维持到19世纪。同时，学术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天主教会和新教徒权威机构对出版物的检查制度都大大加强。人文主义在战火中凋零，文艺复兴时代里生活、文学和艺术中的欢乐气息，都被神学、虔诚和对死亡的沉思所取代。
农民们从来没有原谅路德。他们感到新宗教认可了他们叛变的理由，激起了他们的希望，也引发了他们的反叛行为。但是在最后决定性的关头，新宗教却又抛弃了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愤怒而绝望，成为激进的无神论者。很多农民或他们的子女重新回归天主教。还有一些人跟随路德所咒骂的激进分子，在《新约》中听到了共产主义的召唤。
再洗礼派教徒的共产主义
最激进的新教派名为“再洗派” （Anabaptist） ，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即使小时候受过洗礼，在成年以后应该再次受洗。而且，最好能像“施洗者”约翰一样，直到成年后了解并自愿接受基督教信仰，再接受洗礼。他们指责所有利用武装的机构，尤其是政府。他们也拒绝服兵役，因为觉得杀害人的生命总是有罪的。他们拒绝宣誓，甚至包括一些效忠王侯或帝王的誓言。他们通常的问候语是：“愿主与平安与你同在”——这和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问候语很相似，也是后来教友派（Quaker）问候语的前身。
当路德、茨温利（Zwingli）、加尔文(calvin)、和诺克斯(Knox)都和教皇一样，认为宗教的统一是必需的。再洗派的教徒也在实行着宗教宽容。1524年，再洗派的巴尔达萨·胡布迈尔（Balthasar Hubmaier）创作了第一部为宗教宽容辩护的著作。再洗派刻意的避开了所有公共事务和诉讼官司。他们比托尔斯泰早三个世纪，但是却是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其中一些人要求财产共有；还有一些人甚至要求妻子共有，当然，这只是一些可能对他们有敌意的历史学家的描述。从总体上看，再洗派反对任何强迫性质的财产共有。他们相信，在即将来到的天国中，会有自愿和普遍的共产主义。这种希望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安慰。他们一直坚定的相信基督会第二次降临人间，并建立世上的天国。选民们将生活在这样的天堂乐园中，没有法律，没有婚姻，充满着各种美好事物。
约在1521年，再洗派教徒最先出现在瑞士。但由于茨温利的新教观点在苏黎士（Zürich）占据了统治地位，再洗派遭到排斥，教徒们只好移居到德国。在德国，路德的理论打破了传统和戒律的的堤坝，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教士”，并为基督徒们呼吁自由。这些变革都为再洗派的到来准备了良好的环境。在奥格斯堡，再洗派在纺织工人中迅速发展；在蒂罗尔（Tirol）,很多矿工也选择了再洗教。因为他们比较了自己的贫穷和矿主富格尔和贺克斯德特尔（Hochstetters）家族的富裕，也目睹了农民反抗的瓦解；在斯特拉斯堡,当天主教和新教互相激烈斗争之时，再洗教派却渔翁得利，悄悄的发展壮大起来。1528年，一本小册子警告政府当局“那些宣扬一切事物都应该平等的人”其实就是在激励穷人们起来反抗富人，鼓励臣民反对上帝任命的统治者。在那一年，查理五世发布了一道训令，宣布再洗主义是一种罪恶。
1529年的施派尔会议（The Diet of Speyer）也认可了查理皇帝的训令，下令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将被逮捕的再洗教徒像野兽一样处死，无需经过法官和审判的程序。当时的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曾说：“到1530年，约有2000名再洗派教徒被这样处死。”
尽管有这样的屠杀令，再洗教派还是迅速的发展壮大起来。在德国，他们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在普鲁士（Prussia）和符腾堡（Württemberg），一些贵族很欢迎这些再洗派的教徒，认为他们是一些平和、勤奋的农民。在萨克森，一位早期的路德派历史学家说：“在维拉（Werra）河的山谷中,充满着再洗派的教徒。在爱尔福特（Erfurt）市,再西派宣称将送出300名传教士代表去改变这个垂死的世界。
在奥斯特利兹（Austerlitz），汉斯·胡特（Hans Hut）和他的追随者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中心，并且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拥有土地贵族们给他们提供了保护，因为他们的辛勤耕种，使贵族们收获颇丰。耕种是教友们共同承担的事务：农耕和手工作业所需要的材料由公共官员集中购买并分配；他们一部分的收入被当作租金交给了地主。其余的则按照人们的需求进行分配。他们的社会单位不是家庭而是浩斯罕贝（Haushabe），或者称为家社（household）,每个家社包括400到2000人，有公共厨房，洗衣房，学校，医院和酒厂。每个婴儿在断奶之后就由大家共同抚养。但是一夫一妻制仍然被维持。在30年战争中，由于1622年的一道帝王的命令，这个共产主义组织遭到了镇压。他的成员或者接受天主教，或者被放逐。
在尼德兰（Netherlands），一位斯瓦比亚（Swabian）的制革工梅尔基奥·霍夫曼（Melchior Hofmann）向人宣讲再洗教的福音，很快取得了一些成功。在莱登（Leyden），他的学生简·马提亚斯（Jan Matthys）作出了结论，认为耶稣降临新耶路撒冷已经不能在耐心等待了，人们应该立即到达那儿，必要的话，还可以使用武力。于是他派出了十二个使徒到荷兰传播这个喜讯，其中最能干的一位是个年轻的裁缝简·贝克尔斯宗（Jan Beuckelszoon），历史上称之为“莱登的约翰”在梅耶贝尔（Meyerbeer） 的歌剧中称之为《先知》（Le Prophète）。约翰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他头脑聪明，想象力丰富，外表俊朗，还有流利的口才和坚强的意志。1533年，在他24岁时接受了一项邀请，去帮助穆斯特尔（Münster）的再洗派教徒传道，那是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一个人口稠密的富庶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