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一生著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但在纪晓岚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著书的说法流传。
有人说，纪晓岚认为自己的作品超不过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纪晓岚的门生刘权之就说他老师文名满天下，经常给人写文章，但都“随手散失，并不存稿”，原来纪晓岚总是认为这些文字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没有刊刻的价值。纪晓岚的另一门生陈鹤也说，老师自从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纵观古今著述，知道该有的都已经有了，后来的人再怎么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范围，而那些自谓超过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罢了。所以纪晓岚“生平未尝著书”，偶尔为人作序记碑表之类的文字，也都随即丢弃，未尝保存。陈鹤感慨地说，如今某些人偶尔写了一点小东西就四处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颜啊！
清代大学者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说，纪晓岚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又喜欢写些稗官小说，故而“懒于著书”，他青少年时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传于世。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清朝文字狱集中发生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其中著名的，康熙时有庄氏《明史》狱和戴名世《南山集》狱，雍正时有查嗣庭狱和吕留良、曾静狱。其中查嗣庭狱是莫须有的罪名外，其他的还是或多或少确因文字有犯忌之处。而在乾隆时期，文网更加苛密，大多是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来杀人。例如有内阁学士胡中藻狱。胡中藻的诗歌中有两句诗引起乾隆的敏感。一句是“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是
故意加浊字于大清国号之上，大不敬；一句是“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这是讽刺他朝门不开，不进人才。又因为胡中藻在广西学政任内，曾出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认为龙与隆同音，这是诋毁他的年号。乾隆就凭着这些强词夺理的借口，将胡中藻杀了。乾隆一朝的文字狱，大多都是这样。作为乾隆的词臣，纪晓岚对这些文字狱自然深有感知。
同时，纪晓岚及其同僚也因纂修《四库全书》而饱尝文字所带来的窘迫，甚至家破身亡。本来，进行偌大一个文化工程，中间出现一些差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尽心尽力，有错即改，加以完善就可以了。可惜纪晓岚他们面对的是乾纲独断、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一点点不完善之处带来的就是杀身之祸。在纂修四库过程中，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因有差错而遭到多次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死在前往东北校书的途中，而陆费墀因无力负担江南三阁的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家产被查抄，妻离子散。同僚和自己的亲身遭遇一定会给纪晓岚带来更深的感触，也使他真切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
《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纪晓岚轶事很值得回味。据说纪晓岚做翰林时，有一天起草文牍，文思枯竭，于是出屋顺着走廊散步。廊下有一个老兵正睡得香，鼾声阵阵。纪晓岚拍醒了兵士，问他睡得可好。老兵说很好。纪晓岚于是拿来一部书让他认字，老兵说不识字。纪晓岚这时若有所思地说：“人生识字就是困苦患难的开端，你不识字，真正是快乐啊。”这则轶事不一定是真，但它所反映的心态可能跟真实的纪晓岚相距不远。纪晓岚4岁就跟笔砚结缘，后以文字走上仕途，却没料到文字也动辄给人带来杀身之祸，给他带来窘迫，有这种感叹自在情理之中。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瑟缩不敢著一语”的现象，不正反映了他在专制君主面前那种战战兢兢的感受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