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在著名的对指控行为的反驳中说道：“我为老词典戴上一顶红帽子”，他为十九世纪以来社会和新创词语之间的关系下了定义。 诗人在很长时间内把社会范畴和语言范畴并行起来。
……一个词
是公爵，是贵族，或只是蹩脚作家
它的音节不比巴黎和伦敦两字更长
不会混淆；
像前进在新桥上的步行者和骑士
并行而不交叉；
语言停留在了89年前的状态（大革命前）。（215）
在雨果的想象中，他搞的词汇革命与我们见过的廉耻革命有契合点：“我用诗句侵犯冒烟的尸体”…… “九个缪斯袒露着乳房唱着革命歌曲《卡尔马涅尔》”…… 赤裸和争论组合在他的诗歌和其他艺术里。
在女伯爵布拉迪那里我们可以感到同样的运动。 她在1838年想把旧有的生活习俗规定融进新社会。 细细读来，我们发现一个既继承了十八世纪下层社会语言的文笔， 又把粗俗的语言精美化的优秀社会。 例如把别在晚礼服上用于炫耀的装饰品合乎礼仪地称作高级荣誉勋章（与痰同音）。 反之，巴黎不再用上几个世纪盛行的语言：“正是这种研究，这种要求，使一些外省人令人难以忍受。”（216）粗话登上权位之后就令人害怕。 对于忏悔者的秘密记录来说粗话成了死罪。 反之，“在需要说明这种轻浮的借口下，就可以在讲话中使用有些淫秽、下流的语言”（217）： 这里，过分甚于放荡， 因为过分使下流词句超越了被禁的快感的单一联想。
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要开发放荡这种挑衅特性。 禁忌词汇变成了革命词汇。粗话变成了所谓的大众文化象征。 这类词语在68年后的涂鸦中比比皆是， 反文化与女才子对“肮脏音节”的忧心重重唱反调。皮埃尔.古伊塔写小说时只用“他认为现在值得列入唯物主义的词汇”，小说中对性的描写表现他的革命性。他在《禁书》中大篇幅地作自我解释。 他坦言道：“据我回忆，性冲动总是掩盖无产者的冲动”。 1970年判决《伊甸园》的司法权利机构所感到的是这些吗？在自由出售的许多书带有另一种激发想象力的章节，煽动文学无视已建立的秩序（军队、宗教……），对社会进行挑衅的情况下，如果不合时宜地禁止一本被宣布为色情的书，就会隐藏着一种更深的恐怖。这也正是捍卫被审查书籍的文学人士所感受到的。
从此，语言廉耻在官方或私下方面遇上了新的模棱两可：除了公开描写色情文学外，又建立了一种用同样的词语，能传达更具煽动性的文学。 这两种文学之间没有划出神秘界限的标准。 人们没有能力裁决， 害怕出丑， 只有接受。 现代文学可以为所欲为。越来越细的爱情场面描写是基于此点才赢得生存权吗？我们知道大众并不总是跟着潮流走， 他们有时反而把自己关进甚于我们祖上的廉耻之中。为了投合百姓情怀，廉耻似乎离司法领域越来越远，很有些十六世纪的情形，我们的时代有时离十六世纪很近。
“爱抚的描写对我来说比爱抚本身更大胆”， 米歇尔.波拉克评论道。（218）“因此，在被警署记录下来的报告中、 无足轻重的行为变得极其可怕。我在生活中欣赏一张赤裸照片，就像那位在海滩上赤身露体的女人面前的男人。”把赤裸平庸化之后， 或以为把赤裸平庸化以后，我们进入了谈论裸体就意图不明确这样的时期吗？由于人们拒绝下流词的放荡性， 并打算把这些词语纳入我们的日常用语，它们就毫无意义了。混迹于日常用语后，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们失去了放荡的意思，失去了煽动性，不再能打开别的词不能进入的另一个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