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语言学现象不容矫揉造作的客厅里存在粗俗用语，我们不夸大范围，假正经远远没有普及，远远未得到一致的赞赏。塔尔曼.德.雷奥说，人们不敢在德.朗布耶夫人面前说“屁股”一词。他评价到：“那就太过分了，尤其当人们非常自由时”。如果说女士特别看重廉耻，男士也有高尚的，例如德·贝勒加德先生，他非常“洁癖，”甚至不能听人说“屁”字。
反之，有些贵妇不愿因她们的性别而屈从。最著名的要数克莉斯蒂娜王后，她曾把法国所有冒充高雅的人请到瑞典宫廷， 而1658年这些人出现在路易十四的宫廷时曾引起“轩然大波”。作为文人, 斯居代利小姐的信友，王后用西蒂王后的姓氏克罗兰德出入矫揉造作的沙龙…… 但怎么能接受一个女人、一位王后“在语言上如此放纵，超出礼仪的轻佻，超出一个女人应有的廉耻”呢？克莉斯蒂娜则冷冷地对太后说，“如果她在罗马的竞技场看过那种荒淫场面的话，她愿意每天做爱，并厚颜无耻地谈论鸡奸。”
对身边的人，王后同样注意使用正确的词。她不能忍受“端庄要求以此为职业的人和高雅的人那种润色或淡而无味的语言”。（198）她宠爱的“美丽的斯巴尔” 因王后发现了贝罗阿尔德.德.韦尔维尔 《到达方式》一书而经历过这类尴尬。王后一定要让斯巴尔为她读此书。“美丽的小姐还没读完3页，就因语言粗俗停了下来，她满脸通红一言不发，皇后却笑得前仰后合，命令她接着读下去。道德廉耻不能让王后停下来，可怜的女孩必须读完”。（199）陪伴王后的贵妇读贝罗阿尔德.德.韦尔维尔《有些放肆的故事》时尴尬的样子，肯定更令王后乐不可支：她要了解这个太一本正经的社会，了解那些认为王后到来时该把禁书藏起来的正人君子。
很遗憾，像克莉斯蒂娜这样的女人越来越少了，登上权位的妇女更像菲拉曼特一样刀枪不入：她把她的侍女打发回家，因为侍女“冒犯了语法”，“教育了她30回之后，她仍非常放肆地用了一个粗野低俗的脏字，污浊了我的耳朵。—沃日拉用果断的词下了定义。”（200）当她们只管一个家，一个敦厚的丈夫时还过得去。但是有一位这样正经的女人登上了法兰西的宝座，那就是斯卡龙。她年轻时脑子里就已印上了许多礼数，“任何人都不敢在她面前说一句一语双关的话”，她的丈夫、诙谐的大诗人大概很受约束，她的一个家人甚至说：“如果说要和王后或斯卡龙夫人随便一点，我不会犹豫，我宁愿和王后随便一些”。（201）斯卡龙当上王后以后，人们当然也不会比从前对她更随便。宫廷里的语言得到正确使用，宫廷里的人的耳朵也应该很洁净。
然而，在旧制度时期，十六世纪赋予审查委员的新武器并未得到完全使用，判决一部作品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国王的任性。年轻的路易十四在该问题上表现得并不吹毛求疵，至少他没觉得直接成为攻击目标时是这样。布西-拉布丁的故事说明这一点。1663年，流传《高卢人的爱情史》一书的手稿时整个宫廷都很喜欢该书，国王尤其喜欢。路易十四还把布西-拉布丁作为候选人提名给法兰西学士院。法兰西学士院也毫无微词地接受了他。而当博默夫人，子爵先生受辱的情人在列日发表手稿时，所有的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在丑闻面前，国王不得不让人把新的院士监禁起来。新院士的对手利用这个时机以他的名字发表了《风流法兰西》，一本讲皇室爱情的小册子。这次，该小册子终于让假作者在1666年被流放。（202）国王的庄重更倾向于政治，而非伦理。
《拉封登寓言》一书的出版也同样引起了麻烦。1675年4月5日警察总监拉雷尼禁止拥有、出售、传播该书籍。十年前开始出版的这本书“充满了不谨慎、不正经的词句，读此书只能使人遗弃美德，引起放荡”。(203)为什么这本表现出同样色情兴头的书自第一版起如此之久才受到处罚呢？因为作者的胆子越来越大，第三册描绘风俗时对宗教进行了讽刺，拉封登自此成为宫廷所有信教人的对头。这又是一个有别于皇家审查委员假正经的例证。
当然，还可以心照不宣地用其他方法惩罚一个过于自由的作家。所有的作家都对法兰西学院垂涎三尺。1683年拉封登被提名为法兰西学士院候选人时，“一些人断言说他写作并发表了超越廉耻界限的诗歌，不能被视品德高于天才的团体接受，何况该团体中还有不少高级神职人员”。（204）国王的支持让寓言家坐上了科贝尔坐椅。这件事让那些恶毒的人说寓言家坐上了科贝尔坐椅就像穷人穷人拉扎尔继承了一笔丑恶富财。
并非人人都能得到国王的举荐。1753年，阿莱克.西庇龙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攻击放荡者的先锋尼韦尔.德.拉绍塞做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坏事：在法兰西新院士年轻时写的优美的《普里亚普颂歌》中搜寻不谨慎的词句。路易十五没有曾祖父的远见卓识，他因《普里亚普颂歌》中有不谨慎的词句而禁止庇龙坐在法兰西院士的席位上。
这就是十八世纪挣扎于其间的矛盾。假正经获得胜利，但这仅仅是维持得很好的表象，表象下掩藏着不可逆转的衰败。对《普里亚普颂歌》感到气愤的社会却热衷于模仿下层社会并且去鱼市收集新的污言秽语。奥尔良公爵以爱好粗俗语言和亚当节闻名。路易十五成年时，奥尔良公爵除了首相外不再担任其他职务。在对外事务中，他把“语言中最下流、最放荡的词句”设定成密码以防泄密。（205）我们想象一下外交部长德.莫尔维尔先生收到友邦污言秽语的信件时的模样。公爵则用同样的脏话给予答复……
路易十六也不庄重，康庞夫人认为他给女儿们起的粗俗小名很可笑：牡猪、破烂、小咀鸭、懦弱。他一点也不宠爱小公主们。（206）如果一个女人像以往的女雅士一样，对她们沙龙里肆虐的粗话感到愤慨会被耻笑。麦尔西耶为她们鸣不平：“我们与父辈的机敏、儒雅、温文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和妇女之间的谈话值得称道的很少。这些谈话充斥着低俗的玩笑，下流的双关语，丑陋的故事，该是纠正这种粗俗谈吐的时候了：妇女应肩负起改革任务，禁止她们不得不忍受, 否则被认为是假正经的污言秽语。”（207）
沙龙里充斥着放荡，书里的语言华丽平庸。想印刷那些政治上和伦理道德上思想均很自由的书籍的唯一办法就是到外国出版，到荷兰或瑞士出版。即使是在法国印刷，也需有一个虚构的外国出版商的按语：为了不使法国出版业不可救药地破产，法国警署对此不闻不问！古典的道德廉耻远在大革命割其头之前已被蛀空，是建立新体系的时候了。
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废除审查。在重新启用自由表达的热情背后，我们可以看出，检验新机制建立在镇压而非预防上。1789年制宪会议颁布了一条法令，“除了法律规定的不可滥用这种自由的情况下，每个公民均有谈论、写作、印刷自由。”（208）或许这种限制比皇家的审查还要严格：追查到底的威胁使印刷业主比国王的官员更谨慎。首先出于政治目的的该措施，在伦理道德方面也起了作用：难道道德不是革命的首要性质吗？
拿破仑法典明确了1789年的宪法思想，“对所有违反道德规范的歌曲、小册子、图片、或画片的展出或传播”，处以一年监禁并课以罚款！（209）十九世纪的整个镇压体制都在该条文里找到了依据。法国王朝复辟时期试图建立预审制度。因此，十九世纪将是建立新体制，取消旧体制的双重设想的世纪。反之，所有文学作品诉讼都能在1819年5月17日制定的、那个时期最自由的法律之一中找到证据。法律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塞尔部长规定：“一切违背公众、宗教道德和伦理的……将被处以一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并课以16至500法郎的罚款”。（210）
各种体制的历届政府按各自的方式执行主要用于取缔审查的该文本。执行者只记住了镇压部分，而忘了该文本原意是想把作家置于预审的保护之下。
十九世纪50年代的第二帝国时期，是对作者提出诉讼的最美好时期，龚古尔兄弟首先受到冲击，因为他们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嬉戏的文章《旅行》。文章中描写了从他们家到出版商处的一件事情。“她手中拿着包在宣传品里的紧身衣，好兆头，我说”：这一句话就足以把龚古尔兄弟推向法庭。幸好法庭宣布他们无罪。（211）
1857年指控《包法利夫人》的诉讼引起更大的轰动，因为它“歌颂了通奸”，福娄拜被指控触犯了公众和宗教道德。自此以后，检察官和律师的热情成为出版小说不可缺少的补充角色。皇家律师质问道：“我再问您一遍，这些色情描写难道不是严重的伤风败俗吗！！！”这样的一种判决如今会出现在封底…… 在一本小说的色情后面，是庇纳尔大师道德观指责的整个文学学派的色情。“该道德观痛斥现实主义文学，不是因为该文学描绘了激情，而是因为它无节制、无限制地描绘激情。没有准则的艺术不是艺术，脱去所有服装的女人也不是女人。强加给艺术统一的公众道德标准，并非对其限制，而是使其更得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212）
“一个脱去衣服的女人”，即使小说中不出现赤裸，它也表现现实主义。一个半世纪的“脱衣”之后，连色情主义也厌恶了赤裸。赤裸成了过分、无规矩的代名词。没有规矩就是赤裸，宣告福娄拜无罪的法官，并非与庇纳尔律师持不同意见：“即使是最轻浮的小说，也不应超出某些界限。而古斯塔夫.福娄拜和其他被告似乎对此没有足够的意识”。
6个月后，艾尔耐尔庇纳尔要求审查《恶之花》。《包法利夫人》的诉讼为他提供了经验，他知道律师用错误的可怕性激起道德心的方式辩护。他在判决前反驳论证。波德莱尔于1857年8月20日被罚300法郎，并被取消6个剧本。直到1949年5月31日，该判决才被撤消。《恶之花》才能完全合法地完整出版。（213）不过诗人还需交一笔罚金才能了结：1861年，卡杜尔.芒戴斯被关进圣·佩拉吉监狱，因为他写了一本《一夜传奇》……
像上个世纪一样，皇家的道德廉耻造就比利时出版商的财富，大部分法国被禁止出版的书被拿到布鲁塞尔出版，波德莱尔的《落魄者》开此先河，其中有1857年被禁的全部诗歌。1868年4月，杜尔古安海关扣押了6个来自比利时的包裹：包裹里有反天主教教堂的小册子，漫骂皇室家族的小册子，淫秽的雕刻……及波德莱尔的《落魄者》。我不知诗人（上一年去世了）如何解释他的书与那些东西为伍，或许他对帮助他出版在法国被禁书籍的国家另眼相看。
第3帝国时期并不更自由。巴尔博.多雷维利在完全君主制时期的1874年的诉讼证明了这一点。的确，小说家很不谨慎地再版了《结婚的神甫》，该书的再版震动了宗教权力机构。在同一时期《恶魔》一书出笼，伦理道德秩序不能接受这本“从气窗望去的地狱”，这两本书同时引起反响。总主教教区命令扣押和销毁还未来得及售出的《结婚的神甫》一书，而塞纳河区的检察院传唤《恶魔》的作者。同时出版发行的《钥匙》使上层社会愤怒到了极点。然而，那些冷冷地接受了文集的报纸却站在巴尔博.多雷维利一边, 以风博塔为首的极左派政治家也站在他一边。这次以下犯上反抗司法部门过分廉耻的行动标志着社会整体意识的进步，后者小心翼翼地于1875年月28日宣布不予起诉。“官方的过分廉耻”独自面对试图让司法部门屈服的“清醒”的观点。1880年莫泊桑因一首《一位姑娘》的诗被艾唐普法庭传唤时， 福娄拜为其辩护，他写道：“美的就是道德的，我认为这就是原则”（214）。 司法部门不再以道德的捍卫者面目出现，而搞文艺批评的清教徒却不懂一本文学作品的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