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六世纪起，性器官疾病和性器官畸形好像成为一种时髦，这种态度简直不可思议。迪奥尼在他的《论1707年外科手术》的论文中证实阴茎病最为常见，也最五花八门。历代国王不正常的生殖器总是引起各个时期传记作家的极大兴趣。十六世纪，人们肆无忌惮地谈论着弗朗索瓦一世的梅毒和亨利二节的尿道下裂症（尿道变形）。对王后不育症的讨论只不过是探索王室廉耻观的一种借口。
怎么看待亨利三世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和托斯卡纳派到法国的大使给各自政府打的报告呢？“国王包皮很长，开口太靠下，精液不能射进子宫，因此医生决定把口子往上开一些。”这是托斯卡纳大使打的报告。而威尼斯人有他们的说法：“国王的精力充沛，交媾时精液喷射过猛，因此不能生育。”
到了十六世纪，王室成员的身体才开始受到尊重。对于路易十四在1655--1686年间大受煎熬的“君王之疾”很值得详细探讨一番，正是因为这些病，才出现了某些廉耻观运动。“君王之疾”一时成为时髦。把太阳王的病诊断为肛瘘之后，他的重孙子“受爱戴的王子“头几次出现遗精时曾引起恐慌，也诊断为肛瘘，路易十四要动的是系带手术治疗，也认为是肛瘘。这些不准确的说法，和难以讲清的事情说明当时宫廷的无知和固执。而讲述路易十四这次手术的鲍德奥神父甚至肯定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路易十四是脱光了衣服。当时，花柳病还是要遮掩一下的。梅毒出现于十六世纪初，当时并没受到任何责难，甚至一位教皇染上这种病都没有人说三道四。艾拉斯姆不无讥讽地说有人得了这种时髦病反倒成了到处炫耀的资本，就像得了一枚战斗勋章一样炫耀自己在性方面的辉煌战绩。“可以想象，得梅毒的显贵之中只能是那些风度翩翩的文雅之士，而只有笨蛋和粗鲁之人才不会得这种病。”患病者的花名册上国王和教皇的名字赫然在目。一百年之后，塔尔芒.德.雷奥的叔父怀疑家中有一位年青的侄子得了这种“男子汉病”他没好意思自己去谈这件事，而是让兄长去询问。这位年青人马上“露出患病部位”，没有任何难为情。
艾拉斯姆揭露的这种思想状态是根深蒂固的。梅纳热的一位朋友还把自己患梅毒的日期记得一清二楚。别人说出一个日子，他就说：“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的第三次，第五次或第七次梅毒。”不过在沙龙中，梅毒这个字眼不好听。为了不使女士难堪，很多婉转、文雅的说法应运而生，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会专门研究。廉耻观成了时髦，性病已经过时。
十七世纪末，性病彻底成了不可说出口的忌讳。
杜伊雷医生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同行不负责任地泄露病人隐私非常反感：“梅毒绝不是天生而来，也不是由于人类的贫穷所致，而是来自恶习和堕落。公开损害和中伤这些人的名誉太过分了，应该尊重和保护这些人的荣誉和名声。”从此以后，梅毒成为耻辱和低劣的象征。人们不再声张了。一些正派报纸谈到梅毒时，不再直呼其名，而以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V）替代。1705年出现了可以入口的药，这比局部膏油方便多了。1771年伯美医生发明了氯化汞洗浴疗法。巴绍蒙说：“擦拭氯化汞没有什么见不得人，既然这只是一种合法的治疗方法，那么就应该根据疾病的需要进行系统治疗。（VI,p 62,30-XI-1771）”
一个新概念进入了医疗界，那就是脏病。但是没有想到这会弄丢一位大臣的乌纱帽。1749年，莫乐帕因为写了一首四行诗讥讽蓬帕都尔公爵夫人而失宠。当时在马尔利城堡的举行的宴会有这样的传统：在杯中斟满美酒时，国王的情妇应该发现碟子底下有一首赞美小诗，不过这一次发现的是首歪诗，而且品味低下，使用了些文字游戏，暗喻夫人患有隐疾，这首小诗是这样写的：
公爵夫人艳丽无比；
眉清目秀，风情万钟，
莲步轻移百花生，
无奈白花令人疑。
十九世纪是脏病世纪。同时也是医学飞速发展的世纪，在捍卫公共道德方面医学取代了神学。除了可传染的性疾病外，又加上几种神经方面的疾病，如歇斯底里和源于色情而产生的疾病以及其它很多已经丧失人性的行为：兽奸、尸奸、鸡奸等，这些在西方性道德科学中都有了专门名字。另外，这一次，与性无关的其它一些疾病，如疥疮也成了难言之隐。但正是在这一世纪开始讲究卫生并采取了预防措施，同样，对这些需要治疗的难言之隐进行的研究工作也起到了阻止疾病蔓延的作用。
不过一些过激的态度所引起的后果往往对严重的传染病讳莫如深，这些过激态度直到现在还远没有消失。首次发现爱滋病例令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发应：大多数爱滋病菌携带者通过公共媒体泄露出来，而传染者对自己的性行为并没有受到限制。脏病的说法还没有从我们的字典中彻底清除，这充分说明这种用得不是地方的小心谨慎还有其生存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