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一向瞧不起历书，常常轻蔑地重复法穆索夫的名句这里作者记错了。这句话不是法穆索夫说的，而是法穆索夫的大姨赫列斯托娃老奶奶说的，见格利鲍耶陀夫所写的喜剧《聪明误》第三幕第十六场。——俄文版编者：“所有的历书，都是胡说八道……”只难得有几位颇有远见的人明白：在俄国国内，在它的种种条件之下，出版历书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甚至可以说是具有全民的重要性，历书可以成为第一个宣扬文化的工具。
在俄国这样一个国度里，千百万人生生死死，始终没有对人类的文化遗产沾一点份儿。这些人被抛弃在偏僻的角落里，被俄国那种泥泞难走的道路和十分遥远的距离从大都市隔绝开了，压根儿没有机会接触到印刷的文字——图书、报纸，他们也享受不到学校的教育，于是，对于这些人，历书就成为他们唯一可以从中窥见世界的一扇窗子。
他们根据历书思想，利用历书学习，从历书里汲取他们所有的知识，历书在生活各方面给了他们指导。
遗憾的是，俄国知识分子忽略了这一方面的情形，我们那时候(至少是80年代)学术界的人士，对这项灌注平民知识的工作并没有稍尽一点儿微薄的力量。
然而，在彼得的时代里却不是这样。彼得大帝熟悉他本国的情形，曾经先后谕令雅科夫·维里莫维奇·布留斯雅科夫·维里莫维奇·布留斯(1670—1735)：彼得一世的功臣，外交家、军事统帅和学者。——译者和科学院院士们编制历书。在最初问世的历书中，有一本上面写的是：“历书，即基督教时宪书。按照老法计算，神下凡后第1710年即基督降生后第1710年，基督教相信，耶稣诞生是神下凡变的。——译者。主1709年12月吉日印于莫斯科。”
在1865年以前，出版历书乃是科学院的特权，也只是从这一年起，俄国的历书才变成了“自由的”实际上，远在这个时期以前，俄国就出现了私人刊印的历书。比如，诺维科夫出版的《1784年基督教历书》就很有名。——俄文版编者。然而，这一件重要的事仍旧没有受到俄国人的注意，给俄国编制历书的乃是一个捷克籍的外国人加特楚克阿·阿·加特楚克(1832—1893)：捷克考古家、作家和出版家。——译者。
加特楚克编的历书销路很广，一直到1875年后才被我们出版的历书所代替。
我并不是立刻就动手出版历书的，这件事我筹划了整整五年。必须想办法从国外定购特制的轮转印刷机和其他的机器，并且必须为那些俄国空前未有的大规模印出的图书增添许多设备。
我开始做这一件事的时候，曾经给自己提出了三个条件：售价要十分便宜，装订要十分漂亮，内容要十分通俗易懂。
若问这件艰巨的工作究竟是做得很好还是搞得很糟，这当然不能由我来评断，然而，历书总的印数(一年里印了将近600万册)仿佛说明：这一任务是被我们正确地认清了，并且是满意地完成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