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7年以前，图书和图画是这样销售的：俄国各地有许多贩书的货郎——其中有俄罗斯人，有斯拉夫人，也有匈牙利人。他们都带着货去赶集。
在市集的日子里，所有的这些商贩都到市集的广场上，把贩来的书向聚在一起的买客兜售，而在其他的日子里，则背着筐子在各个村庄里挨家逐户地走，在农舍里拿出他们的货色，一面夸赞它们的好处，一面推销给那些聚集在筐子旁边的乡下人，他们会用乡下人听得懂的语言宣传。
就这样，他们从这一个村子里走到那一个村子里，销售他们的货物。交易进行得很活跃，图书也销到最偏僻的村子里。
我国各个城市里以及一些小的地方，当地的商贩都有大仓库，里面存有图书、图画、服饰用品以及其他的货物，可以供应货郎所需要的图书，因此货郎做买卖时有把握很迅速而又很方便地获得进货。
这些本地的商贩，必须获得省长或者市长的允许，方才可以做买卖，但是货郎有的根本没有什么许可证，有的只需向当地的警局去请领就行了。
后来，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俄国第一流作家的廉价版书籍，这就引起了检查当局强烈的不满，尤其是引起了那位权势炙手可热的波别多诺斯采夫康士坦丁·彼得罗维奇·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俄国政客，极端的反动分子，自1880年至1905年任圣教局总监，策划亚历山大三世的农奴制政策。——译者的不满。不久，这位显赫一时的大人物就和我进行了一次个别谈话。
波别多诺斯采夫找我去谈话。会见的地方是在莫斯科尼基塔街圣教局圣教局(1721年至1917年)为俄罗斯管理正教会的最高机关，是彼得一世废除大教长的职务后设立的。——译者合唱队的房子里，那时候一场特为波别多诺斯采夫做的通宵祈祷刚结束。
“是大人叫我来的。我姓绥青。”
“绥青……”留着大胡子、带着恶意的苍白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气。
“你就是绥青吗?原来绥青是这样一个人……”
波别多诺斯采夫咬了咬他的下嘴唇，透过圆眼镜向我从头到脚恶狠狠地紧瞪了一眼。
“告诉我，绥青，你怎么敢用通俗本出版列夫·托尔斯泰和其他反对我们正教的邪教徒的作品?”
“回大人的话，如果没有得到我们宗教和非宗教检查机关的允许，我是什么都不敢出版的。凡是我所出版的，都是已经得到检查委员会的准许和赞成的。”
“知道……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们那些混蛋检查官是一票什么货色。他们连自己也不明白应当准许出版一些什么书。可是，我对你说：你应当自己做你的检查官。我们禁止你这样胡闹。不许你在老百姓当中散播这一套托尔斯泰的邪说。”
我一声儿不言语。
可是波别多诺斯采夫仍紧咬下嘴唇，站在那里把脚尖一踮一跷，接着又说：
“我已经和卡特科夫米哈依尔·尼基福罗维奇·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反动政论家。自1850年至1855年，又自1863年至1887年，编辑《莫斯科新闻报》，自1856年起出版《俄罗斯导报》杂志，曾与俄国文学界及社会运动中的进步派进行激烈的斗争，成为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保皇党反动派的代表人物。——译者谈过你出版那些书的问题。他会找你去谈话的。”
“是，大人。”
谈话到此结束。波别多诺斯采夫把他面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的脑袋向我点了点，我们分了手。
第二天，我去看卡特科夫。他站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我。
他是一个肥胖而又高大的人，身躯笨重，足有10普特普特是俄重量单位。每普特合1638千克。——译者。他相貌漂亮，神气高贵，头发蓬松好看。
他不跟我握手，也不向我招呼，就开口说：
“听我说，绥青，你为什么要招恼我们的波别多诺斯采夫老头儿呀?他告诉我说，你在出版托尔斯泰和其他那一类有害的书。”
我只重复了以前向波别多诺斯采夫说过的那一套话。
“大人，我出版的书，彼得堡识字委员会自由经济学社(1765年设立)附设的彼得堡识字委员会，成立于1861年，从1895年起改称彼得堡识字学社。这个资产阶级自由文化学社的任务，是在农民中推广识字。它刊印和推销课本、教学参考书和文艺图书(主要是古典文学)。由于它的活动被认为是“危害君主专制政体”，1896年被沙皇政府查封。——俄文版编者也在出版。凡是我所出版的，都是得到了检查机关的允许的。”
“但是你要知道，托尔斯泰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向老百姓灌输邪说。你不能学委员会的样：你是跟平民发生密切关系的，你是通过货郎推销图书的——这有很大的区别。当心我们把你的这些主顾一股脑儿给铲光了。”
卡特科夫用蛮横得不容别人反驳的口气发言——用这种口气说话的人虽然名分上并没有当上大官，但俨然是一个大权已经在握、可以任意横行的显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