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家”甚至一点儿也没有想像到“抄袭的严重性”，假借情节和改写原文并不被人认为是恶劣的行为……哪怕是像米沙·叶夫斯契格涅耶夫这样的人也会毫不客气地说：
“这篇小说是果戈理写的，可惜他写得挺糟，得给它改写一遍。”
于是，他就“改写”起来。他删节，窜改，更换了篇名。
当然，我也明白，像这样“改写”是不大好的，但是那时候经营版画本通俗小书的传统习惯仍旧是根深蒂固的，要打破它们是需要耐心的。
后来，又过了很久，在版画本通俗书里才出现了原本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比如：《上尉的女儿》、《杜布罗夫斯基》、《纨绔少年》俄国剧作家冯维辛(1745—1792)所写的一部讽刺剧，它描绘了外省的贵族社会，创造了地方农奴主的现实主义典型。——译者，克雷洛夫的寓言集，甚至有《聪明误》俄国作家格利鲍耶陀夫(1795—1829)所写的一部诗体喜剧。它讽刺了俄国贵族官僚的丑恶。——译者。但是其他篇幅更大的作品，像扎戈斯金的《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俄国作家扎戈斯金(1789—1852)所写的一部历史长篇小说，它含有君主主义思想和生活理想化的倾向。——译者和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的《谢烈勃利雅尼公爵》俄国诗人和剧作家阿列克赛·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1817—1876)所写的一部历史长篇小说，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对莫斯科公国以前时期的大贵族罗斯表示了同情。——译者，则以删节本刊出，《谢烈勃利雅尼公爵》被改写重抄了许多次，同时书名也变成《金公爵》在俄文中，“сереδряный”(谢列勃利雅尼)的意思是“银的”。——译者了。
印刷术发明以前，俄罗斯人在文艺方面的兴趣是单纯和一致的。神话，歌曲，壮士歌，圣徒们的传记，手抄本的小说，无论是贵族也好，是沙皇也好，或者是农民也好，都同样地看得懂，也都同样地对它们感兴趣。
但是，这情形随着时间演变，到后来国内仿佛形成了两派人物——?一派是受过教育的，一派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他们彼此间很难了解，在艺术的嗜好以及艺术的创作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距离。但看当时一般人为了平民应当读些什么而进行那些烦琐的辩论，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我国历史上这种不幸的发展了。
现在，连回想一下那情形都觉得奇怪：在这方面，他们怎么会说出这么多天真的话，做出这么多幼稚的事情。
有人提议：平民需要一种特殊的文学，它应当是乡下人所喜爱读的，并且应当是由知识分子来“创造”的。“老大哥”(知识分子俨然以此自居)应当教(经常地“教”，一定要“教”!)“小兄弟”。直到现在为止，艺术创作方面的一切成就都是不合适的，必须创造一种崭新的、农民的也就是平民的文学。
有时候，连极富才华、很有智慧、并且满怀好心的人也都是这种说法、这种想法……
这似乎是很奇怪的，当我们现在读到列夫·托尔斯泰的《雅斯那亚·波里亚那论文》1860年后，托尔斯泰在他的领地雅斯那亚·波里亚那办了一所学校，出版了《雅斯那亚·波里亚那》教育杂志(1862)，在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教育论文。——译者，看见他在文章里说：俄罗斯文学“跟包收的捐税一样，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剥削而已，它只对那些参加发起的人是有利益的，而对平民则是没有好处的”。他又说：“我们有《现代人》俄国进步杂志，1836年由普希金在彼得堡创办，1847年起由涅克拉索夫和潘那耶夫主持，后成为革命民主派的机关刊物，1866年被查封。——译者，有《现代言论》
从1862年6月1日起至1863年6月2日止，在圣彼得堡发行的一份报纸，它的主编是纳·彼沙烈夫斯基。——译者，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和杰尔扎文加弗利拉·罗曼诺维奇·捷尔扎文(1743—1816)：俄罗斯诗人，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最好作品是《密捷尔基公爵之死》和《瀑布》。——译者的作品。所有的这些杂志和作品，虽然都是历时悠久的，但并不是平民熟悉的，不是他们所需要的，并且，是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益处的。”《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四卷，教学论文。1903年莫斯科第11版，第157页。——俄文版编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