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1年，我出生于科斯特罗马省索里加里奇县索里加里奇城在科斯特罗马河岸上，是现今俄罗斯科斯特罗马省的区中心。——译者的格涅兹德尼科沃村。
我父亲是农民出身，由于在小学里名列前茅，而被选拔出来，送进城里，培养为乡公所的录事，此后一直是全省的模范高级录事。他为人聪明能干，常常因为厌恶他那单调难堪的事务工作和乡公所里的文牍主义，觉得毫无机会发挥他杰出的才能，感到非常痛苦。在家里，我是长子。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父亲母亲经常过着极端拮据的生活，很少关心我们的事情。我们没有人照管，往往由于空闲沉闷而感到痛苦难堪。父亲做了乡公所的录事，就不再务农了，记得我当时怀着多么痛苦的羡慕心情注视着那些跟我同年的孩子啊——他们玩跳马，在地里帮他们父亲干活，或者是成群结队地、兴高采烈地去参加夜牧。这样的事，在我们家里可是没有的：录事的孩子老是坐在角落里，显得郁郁寡欢，一想到自己是在勤劳的农民们当中过着这样空闲和孤独的生活，就感到沉闷和痛苦。
“贵族又不是贵族，庄稼人又不是庄稼人，是一个录事的孩子。”
我在乡公所附设的村校里读书。校内用的教科书是斯拉夫文识字课本、日课经、诗篇以及初级算术课本。全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全校有三个班级，轮流由一位老师在同一个教室内授课。——译者，教学方面完全是一团糟。学生们被鞭子抽，在角落里或者是豌豆上罚跪，还常常被打后脑勺。老师有时候喝得醉醺醺地走进教室。这一切的结果是：学生们不守纪律，轻视课程。我出了学校以后，变得很是懒惰，并且厌恶学习和图书——死背了三年的书，使我腻烦到这种程度。我逐字地背出了诗篇和日课经，然而，除了一些单字以外，我脑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
在我上学的这段时期里，我父亲开始犯忧郁病。对我们家来说，这个时期是艰苦的：不但是仅存的积蓄被花尽了，甚至是所有的衣服都被卖光了。没有钱，没有大夫来给他医病。他无人照管：常常离开家，在外面流浪，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过夜，往往在外面一待就是好几个星期。这种特殊的自由生活，经过了一段相当的时间，可以使他的病霍然而愈。他那愁闷的心情和病态的心理消失了，他回到家里，又是一个精神饱满、头脑聪明、心绪镇定的人了。
可是，这时候我们的家境完全衰落了。伤脑筋的问题一齐出现了：将来怎么办呢?日子怎样过法，生活用什么来维持呢?朝圣地，找巫医，这些事害得我们更加穷苦，我们怀着恐怖瞻望未来。大人再没有时间顾到孩子了。
这时候我长大了，已经12岁了，必须去找工作做了。父亲在一次病发得相当长的时期里丢了他的职位。我们必须把生活多少调整一下。于是一家人搬到加里奇城名，是现今俄罗斯科斯特罗马省的区中心，滨加里奇湖。——译者去，父亲进了加里奇的地方自治局，当了一名文牍员，月薪是22卢布。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激起了他新的生趣。生活好转了。
我的情形也有了改变。父母嘱托做熟制毛皮匠的瓦西里叔叔带我到下城下诺夫戈罗德，俗称下戈罗德或下城，1932年改名高尔基市，是伏尔加河上的大港口。——译者去赶集。到了那里，我就帮着他沿街兜销皮货。买卖在我手里做得很顺利：因为我性情活泼，对人殷勤，做事十分勤勉，这样不但帮助了叔叔，也帮助了那位雇我售货的老板。我第一回领到了工资——25卢布。
集市结束后，我要到叶拉布加城名，是现今鞑靼共和国的区中心，托依马河上的码头。——译者去给一个油漆匠当学徒去了，但是叔叔劝我先等一年，然后挑选一个更好的工作。
第二年里，我又到下城去了。对集市的情形，我已经习惯和熟悉了。事情办得更加顺手了。集市结束后，我的老板瓦西里·库齐米奇(一个科洛姆纳城名，现属俄罗斯莫斯科省，是莫斯科河和奥卡河上的码头。——译者商人)对我说：
“你何必回到家里，在那儿闲待着呢?跟我一起去，让我给你在莫斯科找一件事吧。”
我高高兴兴地向他道了谢，跟他一起到科洛姆纳去了。我把我的工资30卢布平均分成两份——一半作为路费还给了老板，另一半寄回了家。老板从科洛姆纳动身的时候对我说：
“这么着，我到莫斯科去，那儿的几个做皮货买卖的跟我有交易，我去想办法给你找一件事，你留在这儿，等着我回来吧。”
我一个人留在那个城里，虽然人地生疏，但是一点儿也不感到苦闷。
在老板的作坊里，我很快就跟那些熟制毛皮工人做了朋友，常常帮着他们缝皮革。一个星期天，他们邀我去参加拳赛，但是我不敢参加，只站在旁边那一座聚有许多观众的小山上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