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以排遣的苦闷与忧伤令无处遁逃的萧红整天待在鲁迅家里，整个失掉了精神，头痛厉害，脸色苍白，一望便知是严重贫血。为了减轻病中的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为鲁迅糟糕的身体状况而焦虑不堪的许广平，不得不独自陪着萧红在客厅里聊天，心思却在鲁迅先生身上，两者互相牵扯常常令其不知所措。7月初，鲁迅病情稍有好转，朋友们零星前来看望。萧红此前虽然天天来，但已有一个月没有上楼见先生，现在，上楼去看望精神稍微好起来的先生，心里颇有些不安。她难以想象先生病后那极其衰弱的样子，更怕他看见自己仍处于无边的不快中。想到这里，一进先生卧室，她便觉得站也没地方站，坐也不知坐哪里好。许广平递过茶来，她紧张得似乎连茶杯也看不见，只是倚靠着桌子边站着。先生看出她的不安，一脸慈祥地对她说：“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先生的神态、语调令她陡然想起多年前病中的祖父对她说话时的情形，难以克制的忧伤涌上心头，眼睛在发涩，但转念想到先生刚刚好转一点，不应该因自己的忧伤带给他不好的情绪，于是强忍住泪水和酸辛想逗他开心，调皮地说道：“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鲁迅听罢，爽朗大笑起来。看见先生开心的样子，听着他那明朗而率真的笑声，萧红内心无比期望先生能从此好起来，可以经常见到这样健康而有感染力的大笑。经先生笑声的感染，好像在那一刻什么样的烦恼都会顿时一扫而光——那是多么久违的快乐！
鲁迅的身体虽有所恢复，但朋友们还是尽量不去打扰，好让他有更多时间休息——他太需要休息。其间，先生委托胡风帮助一个不懂中文的日本人翻译其著作，胡风便常往鲁迅寓中，有时带上梅志，甚至让梅志代送文件到鲁宅。去先生家之前，胡风总要嘱咐梅志不要随他上楼，只是在楼下和许先生谈谈。梅志非常喜欢先生家那种安详肃穆的氛围，也很喜欢和许广平聊谈。她后来回忆说，在鲁迅先生家一楼经常遇见萧红。一次，胡风悄悄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广平把梅志引到大厅，悄声说“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然后就去忙自己的事情。梅志见萧红“形容憔悴，脸都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梅志见她对自己比较冷淡，似乎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倒是海婴很活跃搬出玩具和书本要萧红和他一起搭积木。海婴不停地问这问那，萧红的兴致渐渐高起来和梅志拉拉家常。当她问到梅志的孩子时，海婴用上海话插嘴说：“侬格小弟好白相勒！”萧红和梅志听后都笑起来，气氛随之变得愉快和谐。
据梅志1984年回忆，对于萧红的不断来访，且一来半天不走，许广平有时颇有烦言，向她大诉其苦：“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这样的埋怨应该是确实的。1946年，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一文中谈到，1936年夏天，在陪萧红在客厅聊了大半天后，上楼才发现忘了给午睡中的先生关窗户，那天风很大，所有的窗户都没关，结果导致先生受凉，刚刚好一点，又病了一场。萧红只知道先生又病了，但许广平一直没将先生的病因说出来，怕引起她的不安。许广平在文章中不禁感叹道：“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的。”
白朗眼中的萧红“是一个神经质的聪明人”，以其敏感，自然知道时常逗留鲁迅家中是对先生一家生活的极大打扰。然而，在上海这是她唯一的去处，如果先生没有生病她会像孩子般说出内心的苦恼、忧伤和无尽的委屈，现在先生辗转病榻让她更难受。由此也可以看出，萧红、萧军之间这次所产生的情感裂痕之大，萧红内心的创痛之巨。
眼见萧红如此苦恼，身体、精神越来越差，黄源向萧军建议让萧红到日本住上一段时间。因为日本距离上海不算太远，比起上海，生活费用贵不了多少，但环境幽静，既可以修养也可以专心读书写作，还可以学习日文。而且，日本的出版业十分发达，在那里可以很方便地读到一些外国的文学作品。黄源之所以如此建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夫人许粤华正在日本专攻日文，不到一年已能够翻译一些短文了。许粤华，笔名雨田，在鲁迅日记里，还有她在日本因翻译事宜与先生书信往来的记载。有许粤华的照应，萧红初到日本也不会寂寞。
黄源的建议令萧红颇为心动，想到自己老是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将会一事无成。现在，文章的出路不成问题，但自完成《商市街》系列散文后，只写出了《手》等很少的几篇文章，大量时间就在无边的哀怨、伤感中虚掷，荒废了自己，也打扰了周围朋友的生活。她觉得需要一个全然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来疗治心灵的创伤，就像一匹受伤的小兽，需要逃到林中静静舔舐自己的伤口。另外，萧红很意外地收到一封张秀珂自东京寄来的信，告知姐姐自己在东京念书。离家出走多年，不知弟弟现在该是什么样子，无限伤感中的萧红也自然想到了亲情，到日本可以见到多年未曾谋面的亲弟弟。这也是黄源的建议令之心动的重要原因。经过反复商量，二萧最终决定：萧红去日本，萧军去青岛，一年后再来上海聚合。想到两人分开一段时间，各自都会有一些调整，也许可以平复此前的所有不愉快而和好如初。萧红于是立即给弟弟去信，说明自己大概7月下旬到东京，并询问打算暑假回家的张秀珂“是不是想看看我”。《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在书店代售刚好结算了一笔大约300元的书款，二人各带了一部分，萧红要出国自然多带一些。
前往日本的决定作出后，萧红找裁缝店做了西装，烫了头发。当她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朋友们为之饯行的场合，给梅志的印象反倒不及以前。她觉得西服是便宜料子，又是小店做的，穿在萧红身上反而让她失去了过去的平淡朴素，一头蓬松的卷发也没有先前两条粗辫子显得大方，“倒有点不伦不类，很像当时的朝鲜妇女了”。不过，梅志转念想到萧红之所以如此，是想彻底改变自己——旧的形象和旧的生活环境都想改换掉。很显然，萧红想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去面对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向往着能与所有的不愉快彻底告别。
病中的鲁迅自然知道二萧间的矛盾，但他不愿过多干涉他们的私生活，萧红不主动说起，他便只是看在眼里，绝不主动打听、询问。不过，听说悄吟太太要东渡扶桑，企图摆脱目前的困境，先生还是为之颇感欣慰，苦难终于有了可能解决的办法。1936年7月15日，鲁迅在家里设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做菜。鲁迅日记当天载有：“晚广平治馔为悄吟饯行。”那晚先生仍在病中，日记还载有：“九时热三十八度五分。”饭后，鲁迅支撑着病重的身子，坐在藤椅里仍不忘告诉从未出国的萧红一些经验，叮嘱说，每到日本码头就会有当地的日本检疫人员上船来查验是否有病，不要怕，而中国人专会吓唬中国人，跟随的茶房往往会大惊小怪地乱喊，不必理会。面对虽在病中但仍然关心着自己的先生，萧红内心无比酸楚，而她又何曾想到，这是先生与自己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晚一别竟成永诀。
次日，萧红、萧军、黄源在一起好好吃了一顿。饭后，三人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相片上黄源居左戴着眼镜沉静而文弱，萧军居中意气飞扬，萧红居右脸上显出似乎有些勉强的喜悦，穿着一件格子布的旗袍，神情在一头蓬松卷发的映衬下，颇为洋气。相片出来后，萧军送给鲁迅一张，先生在其背后题上：“悄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赴日，此像摄于十六日宴罢归家时。”
1936年7月17日，萧红乘船赴日，开始了蛰居东京的日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