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上一章   上一节     回书目   下一节   

成名上海
郁 闷 谁 诉(1)
作者 : 叶君
  郁 闷 谁 诉

  或许是一种宿命,萧红所能享受的幸福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她在享受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与安宁的同时,危机和焦虑已然如影随形。萧军所说的“不管天,不管地,不担心明天的生活;蔑视一切,傲视一切”的那种“流浪汉”性格为二萧所共有;但萧军也自感与萧红存有明显的性格差异。如果拿音乐做比方,他认为萧红“如用一具小提琴拉奏出来的犹如肖邦的一些抒情的哀伤的,使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无法抗拒的,细得如一根发丝那样的小夜曲”;而他自己“则只能用钢琴,或管弦乐器表演一些Sonata(奏鸣曲)或Sinfonia(交响曲)”。基于性别和性格的差异,萧军对自己与萧红的认识,显然不无道理。

  总体上说,萧红敏感、纤细,心思细腻,容易感伤,幼时受到祖父的溺爱,而在随后的成长岁月里得到的关爱又非常之少,因而,在性格中形成一种任性且渴望得到关爱、照顾的倾向,稍不如意便容易使性子,其实倒也并不往心里去,往往过不了多久又一切如常。萧红这种性格似乎兼具北方女子的直爽,自尊心强,受不得一点委屈,以及南方女子的婉约,受了伤害喜欢藏在心底,不愿找人诉说的特点。这对于长期与之在一起生活的男人来说,可能是耐心上的考验。这种纤弱、敏感的心灵,如果与一个心思细腻、善解人意的男性生活在一起,或许是另一种面貌。然而,萧军偏偏表现出一种不折不扣的粗豪与侠情。而且,极度自尊与倔强是他们俩最鲜明的个性标识。萧军后来坦言,“由于我像对于一个孩子似地对她‘保护’惯了,而我也很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但是,时间一长,萧红在受到萧军呵护的同时,也渐渐对他的“粗糙”不满意,而且萧红虽然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但毕竟是在“成长”中。萧军那侠情式的呵护,在严苛的环境中,如在东兴顺旅馆和医院对萧红的拯救自然呈现出一种粗粝的诗意,一旦物质和精神生活环境全然改观,就显得有些武断与大男子主义。这或许与他那种一以贯之的战斗性的生活态度密不可分,不自觉地就在以军人的方式处理生活中的一切,包括与萧红的感情。萧红曾骂他是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这令萧军很受伤;对于萧红的“婉约”与自尊,他的耐心越来越少,毕竟是在一起长期生活。他亦曾坦言:“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由此可见,二萧在性格上先天存有非常明显的不和谐因素,当他们共同面对巨大的困厄,这种不和谐被生存压力挤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一旦困厄渐渐消失,先前可以容忍、忽略的不和谐便慢慢在两人心底各自放大开来。古往今来,显然非独二萧如此,这也许是天底下所有婚姻的困境之一。要走出“只能共苦不能同甘”的婚姻悖论,需要处于婚姻“围城”中的双方适时调适心态,更新生活。这近乎滥俗的真理,却是每对夫妻最为切实的面对,在某种意义上,二萧在上海滩的成名让他们提前遭遇了婚姻的“七年之痒”。当两人还不自知的时候,身边的朋友却看得非常清楚。胡风后来回忆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出版后销售得很好,二萧成了知名作家,在上海卖稿已不成问题,还被人拉拢捧场,生活上衣食无忧,但成名过快也让他们滋生了高傲情绪。自此,他明显感到他们“反而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融洽,那么相爱了”。1935年7月到9月,在罗烽、白朗夫妇与二萧共同生活的两个月里,白朗就以女性的细腻和敏感,觉察到萧红“那只注满的幸福之杯仿佛已在开始倾泻了”。

  

  萧红平静而完美地终结了她的1935年,但1936年之于她,却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上半年,将萧红内心滋生的成功喜悦和那份生活的安宁一点点驱逐殆尽,代之以无边郁闷的,自然还是与萧军那“爱的哲学”相伴生的切切实实的绯闻。

  前文说过,在商市街,萧军与陈涓的故事并没有因为“南方姑娘”的离开而终结。1934年秋,漂泊在沈阳的陈涓,收到家里来信说有个名叫三郎的写文章的“老粗”来家找过她。她便知道二萧已经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萧军虽然亲到陈宅拜访不遇,但获知了陈涓的去向,从此建立了书信联系。次年暮春时节,萧军以自己和萧红的名义给远在哈尔滨举行婚礼的陈涓发去贺信,除祝贺当年的“南方姑娘”与有情人终成眷属外,还埋怨起上海多雨的天气。

  因陈涓老家在上海而勾起萧军来上海后对其念念不忘,引起萧红的不满。生性敏感的女人对萧军以他们两人的名义与陈涓通信,自然十分不快。1935年5月完成的《商市街》系列散文中,《一个南方的姑娘》详细记述了当年陈涓与萧军的交往在其内心所引起的不愉快。或许,这篇文章也是萧红两年后见萧军与陈涓继续书信往还引动不快的影射。换句话说,《一个南方的姑娘》虽是记述两年前的旧事,但其中流露的却是眼下新生的郁闷和无奈。

  然而,这仅仅是郁闷的开始。

  萧红逝世后,1944年6月,陈涓署名“一狷”在《千秋》创刊号上发表《萧红死后——致某作家》一文,详尽而坦诚地记述了1936年春天与萧军交往的始末。“某作家”所指应该就是萧军。从陈涓的叙述中,亦可想见萧红当时心情郁闷的根源。以下内容不过是对陈涓文章的转述。

  1936年初春,新做母亲的陈涓带着孩子回上海省亲,其兄就住在萨坡赛路16号,距二萧所在的萨坡赛路190号很近。二三月间,陈涓带着幼妹前来看望二萧。她简单地想到自己都已结婚生子,应不会再令二萧产生误解,所以,坦白而亲切地与他们有说有笑。陈涓自然并不了解萧军对于情爱的理念和方式,萧红却非常了解,对于陈涓的南来和上门拜访,本能地充满防御的敌意,与萧军已经很不愉快。临出门,陈涓提出要萧军送她们回家,萧军碍于萧红在场很为难地答应了。想到家里的萧红自然会因此不快,一路上萧军很少说话,但陈涓并未察觉出什么异样,只是简单地想,送送来访的客人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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