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上一章   上一节     回书目   下一节   

成名上海
《生死场》出版前后(4)
作者 : 叶君


  然而,这似乎是一种有意附会的说法,其意图无非唯恐萧红不够革命、进步、“左”倾。实际情形是,《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都是非法出版物,而二萧都以原来常用的笔名如“悄吟”、“三郎”等发表过一些文章,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文艺官员们的注意,他们此时故意使用一个全然陌生的名字。萧军在近50年后的解释貌似合理,但也并不全然可信。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把二萧连在一起看待,萧军的说法似乎就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萧红、萧军毕竟是两个性情很不一致,且自主性都很强的人。萧红表现得尤为鲜明,事实上,她那过于强大的自主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其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显见的事实是,当年的悄吟何以使用“萧红”这一笔名,萧军并非当事人。

  当年的刘均第一次给鲁迅先生写信时,使用了“萧军”这个名字,后来他表达了对这个名字的偏爱。或许当年的悄吟知道这个拯救了自己的男人对“萧军”这个名字的偏爱,当出版《生死场》需要一个陌生的作者署名时,她根据“萧军”衍生出“萧红”,这样让人们永远把二者联系在一起,她沿用了男人喜爱的“萧”,而“红”大约是女性的表示。“萧红”的署名,或许就只是当年的悄吟太太想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萧军的感激,同时也是二人生活在一起的纪念。这个命名,或许是一个历经磨难的女人在成名上海滩前夕最为复杂、婉曲的内心的流露,而并非关涉其他。事实上,从此,萧红、萧军这两个名字就真的连在了一起,更多场合并称为“二萧”。这也是当年悄吟太太那没能明确表达的婉曲意图的成功实现。赋予二萧名字所谓“红军”的影射其实经不住仔细推敲。当时,他们在明知自己的书是遭当局禁止的非法出版物的情况下,应该全然没必要以那种有意十分招摇的方式,表达其政治取向而以卵击石,给新书带来更不可测的命运。况且,“萧红”这个名字伴随《生死场》出现,已是《八月的乡村》面世近半年后,是否用“红”字全然取决于萧红,并非萧军。因而,萧军事后的解释或许是一种“过度阐释”也未可知。但已然的事实是,当时上海国民党当局似乎也没有就此作“红军”的联想。不然,“奴隶丛书”的命运应该全然是另一种样子。

  然而,不管怎么说,《生死场》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让人们渐渐忘记了那个名叫“悄吟”的女人,只知道文坛崛起了一个名叫“萧红”的女作家。这是个重大的文学事件。这个名字从此广为人知,流传至今,成了呼兰、哈尔滨以及黑龙江的文化印记——那是她再也不曾回过的故乡。而这个女性化的名字至今仍令人自然关联到另一个男性化的名字:“萧军”——那是她曾经挚爱过的男人。而且,“萧红”这个名字至今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们常常禁不住触摸的心理情结,召唤出迁延不尽的阐释,这个名字居留在他们的精神故乡。

  萧红自己设计了《生死场》的初版封面,线条简单,色彩强烈。后来人们对此也有一些附会性理解,认为上半部画的是东北三省的版图,拦腰一条斜线象征把东北从祖国版图上劈开。1979年4月10日,萧军在致丁言昭信中道出了当时的真实情形:“我记得,在她设计、制作这封面时,我在场,因为封面纸用的是紫红色,想要用这纸本色,把封面做成半黑、半红的样子。算作代表‘生’与‘死’。当她用墨笔把双钩的书名钩出以后,正企图把二分之一封面完全涂成黑色时,我觉得这太呆板了,就建议她只把书名周围涂黑就可以了,不必全涂,就像‘未完成’的样子就可以了。她听从了我的主张,就随便涂成这个样子,它既不代表东北的土地,也非是城门楼子……如果说它‘像’什么,那只是偶合而已。”

  《生死场》自初版至今再版不下二十余次,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5年5月,还再版了这本自费印行于70年前的书。

  

  正如许广平所说的那样,《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作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的作品”,其面世“无疑地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随着两本书的流传,人们纷纷谈论着这对文坛伉俪,两人同时成名上海滩被传为佳话。1936年6月25日,周扬在发表于《光明》第1卷第2号上的《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评价道:“由《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我们第一次在艺术作品中看出了东北民众抗战英雄的光景、人民的力量、‘理智的战术’……它们很快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拥护,正说明了目前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夏天,上海聚集了一批东北籍作家,除前文提到的舒群、罗烽、白朗外,还有剧作家、导演塞克,翻译家金人,小说家李辉英、黑丁等。1936年他们不断推出佳作,罗烽、白朗分别发表了《呼兰河畔》《伊瓦鲁河畔》等作品,9月,舒群出版了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同月,上海书店推出《东北作家近集》,内收罗烽、宇飞、穆木天、舒群、白朗、塞克、李辉英、黑丁等八人的八部作品, 舒群、 罗烽、 萧军(左起)1936年在上海

  多反映东北沦陷后人民的生活和反抗。“九一八”事变后陆续流亡关内的东北籍作家第一次以群体的方式亮相上海滩文坛。1936年初,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也来到了上海,随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并在郑振铎、鲁迅等的帮助下在《文学》《作家》等刊物上发表了《鸶鹭湖的忧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粥》等作品。这批东北作家再加上萧红、萧军在上海文坛的影响,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一个由东北作家组成的群体在文坛迅速崛起。这一文学事件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作家群”的崛起。毫无疑问,二萧是这个群体的领军人物,《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是这个群体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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