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烽、白朗在胡风夫妇此次来访前就已经搬走了。四人同住了一段时间，萧军嫌大家挤在一起妨碍写作，萧红于是悄悄告诉白朗这样长住下去，三郎不高兴。于是，9月中旬，罗烽、白朗搬到美华里的亭子间。不久衣食无着的舒群找过去与他们同住了一段时间。三人过着穷困得靠典当度日的时光。好在10月份白朗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11月份罗烽通过周扬接上党组织关系并加入左联，生活从此有了着落。不多久，他们在上海文坛亦开始崭露头角。《没有祖国的孩子》最终转到周扬手里，1936年5月发表在《文学》上，舒群一举成名，成为继二萧之后又一位闻名上海滩的东北作家，并于年底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可能因为让萧军引见与鲁迅见面的愿望迟迟未能实现，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萧军后来说罗烽到上海后与自己“因有些见解的分歧，一度陷于‘断交’的境地”，直到1937年5月30日两人才和解。
这一时期，二萧还开始学习世界语。10月27日午后，鲁迅夫妇前来看看他们新搬的家，原以为午后一两点钟二萧应该在家里，不想他们参加世界语50周年纪念大会去了，扑了个空。得知鲁迅、许广平来过，害他们白跑一趟，二萧回来后非常懊丧，连忙去信表达歉意。好在鲁迅总能给他们带来惊喜，这次未能恭候先生的懊丧不久便被更大的兴奋一扫而光。11月5日，他们收到鲁迅邀请到家中吃晚饭的短柬：
刘兄
悄吟太太：
我想在礼拜三（十一月六日）下午五点钟，在书店等候，你们俩先去逛公园之后，然后到店里来，同到我的寓里吃夜饭。
专此，即祝
俪祉
豫上
十一月四日
二萧如约赴了鲁迅的家宴，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先生家中做客。鲁迅一家住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是一幢二楼一底的一般性上海弄堂房子。第一层是客厅、饭所兼厨房，第二层是先生的工作室兼卧室，第三层是藏书室。当晚的客人只有二萧，饭后他们和鲁迅、许广平一起围坐在长桌旁喝茶聊天。萧红和萧军分别谈了很多关于伪满洲国的情况，鲁迅兴致颇高地听着，聊谈从9点延续到10点再到11点。萧红时时想退出好让先生早点休息，她观察到先生比较虚弱，而且听许广平说过，他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刚好转。但先生今晚没有丝毫的倦怠，听讲的兴致高涨，客厅里摆着一张可以躺卧的藤椅，萧红几次劝他躺在藤椅上边听边休息，但他仍坚持围坐在桌旁，或许这样更有饭余坐聊的氛围，中间，还上楼加了一件皮袍子。见先生难得有如此高涨的兴致，二萧怕扫了他的兴。从鲁迅对与人闲谈坐聊的渴望中，萧红感受到其内心那难以名状的大孤独。11点过后，开始下雨了，雨点淅淅沥沥地打在窗玻璃上，偶一回头萧红便能看见窗玻璃上往下淌着的小小水流。如此深沉的雨夜，萧红不免有些着急，几次欲起身告辞，不想鲁迅和许广平一再挽留说：“再坐一会儿，12点钟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这样，将近12点二萧才起身告辞。临别，鲁迅、许广平一定要送到弄堂的铁门外。先生家隔壁有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吃茶店，弄堂门口镶在电灯外边的一大块毛玻璃上，写着一个大大的“茶”字——那是一块灯箱招牌。鲁迅指着那个“茶”字对二萧说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隔壁，又伸手指了指门牌的“九”字，进一步强调说：“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先生的神态似在叮嘱两个可能迷路的孩子，这一幕成了萧红终生难以销蚀的记忆。
此后，二萧与鲁迅全家更为亲近。海婴更是欢迎大姐姐一般的萧红到来。中日又即将开战的谣言四起，鲁迅先生周围的人家“逃得一塌糊涂”，幼稚园的孩子也只剩下三个，快要关门了，喜欢朋友的海婴十分寂寞，因而希望二萧常去，更喜欢他们留下来一起吃饭。鲁迅也邀请他们常来，在11月16日给二萧的信中说：“有空随便来玩，不过速成的小菜，会比那一天的粗拙一点。”从此以后，虽然从法租界到鲁迅家要坐个把小时的电车，但二萧却是先生家的常客，过从甚密。有时碰到胡风亦在寓中，先生便把他们留下来一起吃晚饭。一次，胡风和二萧从鲁迅家里出来已是深夜，电车早停，只好步行回法租界。虽然有十多里的路程，但大家边走边谈笑，毫无倦意。萧红忽然童心大发，提出要和胡风在马路上赛跑，萧军在后边鼓掌助兴。事后，萧红还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听，鲁迅连忙给胡风去信，严厉警告他再不要带二萧在马路上赛跑了。他想到这深夜街头的乖张行为会引起巡捕的注意，万一被他们拦住讯问身份，很可能惹出祸患，孩子气会带来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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