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带着二萧跨过一条东西横贯的大马路，然后经路南人行道又向西走了一段，来到一家咖啡馆前，非常熟悉地推门进去，二萧也跟了进去。一个胖胖的秃顶外国人很熟识地过来招呼鲁迅先生，他拣定靠近门边的一处座位让二萧坐下。座位十分僻静，因靠近门侧，进门处又有一个小套间，如果一直走进去，一般不会注意到这里，而座椅的靠背又特别高耸，邻座之间也看不见对方，俨然一间小屋子。加之进店时间刚好午、晚之间，咖啡馆不大的厅堂里客人很少，更难见到中国人。这里自然是比较理想的倾谈之所。鲁迅后来告诉二萧这座咖啡馆主要是以后边的“舞场”为生，白天没有什么人来，更不用说中国人，所以他常常选这里与别人接头、倾谈。坐定后，侍者送上先生要的一壶茶和一些点心之后就离开了。萧红急于见到夫人和孩子，不等鲁迅开口就劈头问道：“怎么，许先生不来吗？”“他们就来的。”鲁迅的浙式普通话，萧红似乎听懂但又不太明白，大张着她那两只受了惊吓似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他。正在这时，海婴抢在前面，嘴里咕噜着二萧听不懂的上海话走了进来。待许广平走近，鲁迅简单而平静地为他们做着介绍：“这是刘先生、张先生，这是密斯许。”许广平伸手和二萧恳切地握起来。萧红面带微笑地与许先生握手，大眼睛里不觉噙满泪水。此前，她听到谣传说鲁迅夫人是个交际花，还在信中向鲁迅报告这件事，因而，见面后许广平笑着问萧红“看我像个交际花吗？”萧红不好意思地笑起来。第一次见面，除了苍白的脸色，萧红那有些花白的头发给许广平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后来，她在《忆萧红》一文中写道：“何必多问，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面庞，不用说就想到其中一定还有许多曲折的生的旅程。”
萧军先谈了他们从哈尔滨出走的情况，在青岛的情形，以及来上海的原因，还概括说了说东北、哈尔滨被日本占领后的景况。鲁迅概略讲了讲国民党在上海对左翼团体和左翼作家的压迫、逮捕和杀戮，还有左翼内部的宗派斗争。萧军听后愤怒得不能自制，认为左翼作家们不能像驯服的绵羊随便由他们抓捕、杀戮，竟天真地向鲁迅建议：“我们每人准备一支手枪，一把尖刀罢！”先生很惊讶地问：“这做什么？”萧军又发挥了一通他那“拼命哲学”。鲁迅先生听后默默一笑，吸了口烟，然后说道：“你不知道，上海的作家们，只能拿笔写，他们不会用枪。”
临别，鲁迅将一个信封放在桌上，用手指着对二萧说：“这是你们所需要的。”二萧明白这是他们向先生告借的20元钱。萧军见后感到内心有些酸痛，尽管他们后来用哈尔滨朋友寄来的钱还补了，但是，直到晚年萧军仍对此耿耿于怀，40多年后他还谈到，这次告借“留在我心上的感念的创痛，直到今天它们还在隐隐作痛着！……所谓‘涸辙活命一滴水，胜似西江波’是也”。当时，二萧连坐车回家的零钱也没有。萧军坦率地向鲁迅说出了自己的困窘，先生从衣袋里掏出大大小小的银角子、铜板放在桌上。萧军拿好零钱，然后将《八月的乡村》的抄稿交给许广平。出门前，许广平拉住萧红的手依依不舍地说：“见一次真是不容易啊！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鲁迅怕萧红一时难以理解许广平的意思，解释说：“他们已经通缉我四年了。”二萧听后十分震惊、心痛，同时也理解了先生与自己见面的慎重。了解到这一层，他们感到这次相见也就更加珍贵和不易。走出咖啡馆，临上车许广平还和萧红四手相握，恋恋地说着话。电车开动，鲁迅还直直地站在那里目送，许广平频频招扬手里的手帕，海婴亦挥着小手。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鲁迅与朋友间的每一次日常分别都犹如永诀。萧红望着窗外先生一家三口与自己和萧军惜别的样子，内心弥漫着说不出的感伤。她更为可哀地想到，瘦成这样的先生却仍在受着当局一步也不放松的迫害。一路上，她不断回想起先生所给予自己的印象，大冬天还穿着胶皮底鞋子，连条围巾也没有，棉袍子的布黑得也不正确，而且那样单薄，不合身。她十分后悔给先生看的两部抄稿因为节约纸张字都写得太小，且是复写，看起来一定非常吃力。
1934年11月30日，这个上海冬季常有的一个没有太阳的阴暗日子对于二萧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萧军晚年多次清晰地回想起它，1978年他回忆说与先生第一次见面“距现在已经是四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但这印象对我是真切而清楚的啊！一如是昨天……那时鲁迅先生的年龄是五十四岁，我是二十七岁，许广平先生是三十六岁，萧红是二十三岁”。
见面回来，鲁迅先生的瘦弱与苍老令二萧心情沉重，久难缓释。萧军一想到自己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居然用先生的钱便感到羞耻，看了先生的样子之后，内心更感到无比刺痛。为着这份愧怍和悲哀，他们在12月2日、4日连写两信表达不安。6日，鲁迅回信进行了一番宽慰。关于身体，他说：“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他还说到自己的身体此前并不坏，只是现在总觉得精力不及先前，但最终还是将身体的变化轻松推给了自然法则：“一个人过了五十岁，总不免如此。”对于二萧因告借而生成的心理负担，先生在信中不无幽默地宽慰道：“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的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同时，还劝二萧亦不要愤怒于当局对他的迫害，认为“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信中，鲁迅还回答了二萧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包括萧红问及孩子的名字叫什么，以及她在阅读《两地书》时不明白“阿菩”是谁，先生是否像传闻所说的那样嗜酒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