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先生：
给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诺的名字我很熟，但好象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做诗的，我却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面。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道那里去了？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上
十月九夜
萧军、萧红日后之所以能够成名上海滩，显然与鲁迅先生的奖掖与提携分不开，这封回信是鲁迅先生与二萧友谊的开始。三十多年以后，萧军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一书中深情忆及当年得到先生回信时的心情：“读者可能体会得到，也可能体会不到，我们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处境，那样的思想和心情的状况中而得到了先生的复信，如果形象一点说，就如久久生活于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又如航行在茫茫无际夜海上的一叶孤舟，既看不到正确的航向，也没有可以安全停泊的地方……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
鲁迅先生表示愿意看他们的书稿，二萧自然喜出望外，连忙将《麦场》的抄稿和一本从哈尔滨带出的《跋涉》打包寄出。为了让先生对他们有更加具体的了解，二萧还将一张合影夹在书里。那是他们在离开哈尔滨前夕照下的，萧军穿一件俄国“高加索”式绣花的亚麻布衬衫，腰间束一条暗绿色带有穗头的带子，是哈尔滨男青年的流行装束；萧红身穿一件半截袖子、蓝白色斜条纹绒布的短旗袍，梳两条短辫子，扎两朵淡紫色的蝴蝶结，也是哈尔滨青年妇女的一般装束。这张照片曾被哈尔滨一家名为《凤凰》的文学杂志作为封面。鲁迅不久便顺利收到了二萧寄出的书稿，查1934年10月28日鲁迅日记，载有：“午后得萧军信并稿”。
书稿刚刚寄出，青岛时局骤然有变。国民党的政治压力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加强。中秋节那天，舒群夫妇到岳母家过节，就在当晚，舒群连同倪鲁平、倪青华及其弟弟一起被捕。同时，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高嵩亦不幸被捕。事后得知，由于一国民党特务潜入中共组织内部充当内奸，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到毁灭性破坏。
中秋当晚，舒群曾邀萧军一同到岳母家过节，幸亏萧军临时有事未能成行，不然，可能“一网打尽”。虽然逃过一劫，但由于《青岛晨报》、荒岛书店都是中共的外围组织，萧军的处境也变得危险起来。不久，孙乐文告诉他《青岛晨报》随时可能停刊，让他和萧红作好离开的准备。孙乐文的身份已然暴露，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不便活动，准备离开青岛。他让萧军出面与“报主”、“印刷厂”接洽办理报馆结束的业务。尔后，萧军一面代表报社办理解除合同的各项事务，一面悄悄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分批转移别处，因居所大门边就有一处警察派出所，自然不能让他们看出自己有转移的迹象。
《八月的乡村》脱稿后来不及誊清，形势日趋严峻，白色恐怖日甚一日。据梅林晚年回忆，不久，报社又发生了一件令大家颇感恐怖的事。一个外勤记者在报道一艘轮船的消息时，被人投诉说扩大了事实，警方就要来抓人，于是就离开报社出走了。接着，报社刘经理也离开了，报纸因之彻底停顿。面对无人负责的报馆，二萧和张梅林决定离开青岛前往上海。
报纸停刊，同人星散。二萧和张梅林的经济来源立时成了问题，大家都穷得丁当响，就着大菜汤吃烙饼的好日子不再有了。离开青岛前，萧红和梅林将报馆里的两三副木板床带木凳用一架独轮车拉到街上拍卖。梅林说：“木床之类，我们还是不要吧？”不想，萧红睁大眼睛反问道：“怎么不要？这至少可以卖它十块八块钱，就是门窗能拆下也好卖的，管它呢！”说罢，蹬着她那磨去一半后跟的破皮鞋，大摇大摆地跟在独轮车后面。
孙乐文在离开的头天晚上，把萧军约到栈桥尽头东边那座大亭子的阴影里，简短对他说：“我明天就要转移了，也许离开青岛，书店里、家里全不能住下去了，你们也尽快离开，这是给你们的路费。”说罢，交给萧军40元钱。深秋的夜风在黑沉沉的海面上激起巨大的波浪，两人都有些抗不住海上深秋的风寒，说话的声音变得不太连贯，而四周恐怖的氛围更让人不寒而栗。萧军感到青岛再也不能逗留，必须马上离开，回家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鲁迅先生写信，告知自己和萧红马上前来上海，千万不要再来信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