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的出版让作为作家的萧红从此渐渐广为人知绝非偶然。里边收入萧红作品6篇，除小诗《春曲》出于特别的个人动机而放入外，其余5篇小说显然是经过了基于某种明确意图的挑选，都切入了当时社会十分宏大的主题。代表作《王阿嫂的死》直接取材于1931年她在阿城乡下生活的见闻，表现地主对佃农的残酷剥削、压榨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值得注意的是，萧红一出手便知道运用阶级眼光看待笔下人物，着力强调他们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分野。“阶级”是这篇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名词，在当时“红色三十年代”的背景下，它绝对是一个敏感的新名词。《夜风》同样取材于阿城的乡下生活，小说除描写了地主和佃农之间冷漠而残酷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外，还隐约提到革命武装夜间对大地主的袭扰。更重要的是，小说结尾处写到受尽剥削的佃农们在革命的鼓动下，已处于奋起反抗的前夜，喻示革命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或许出于此时还难以平抑对于家族的深切仇恨，抑或初涉写作经验不足还不能合理处理虚构与真实的关系，两篇小说中的张氏地主家族，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萧红的家族背景，甚至看作是她对家族的影射。作品开始流传后，阿城张氏家族承受着一定压力，长辈们更视萧红忤逆犯上、侮辱家族长辈。1935年修撰族谱时，更加坚定将其开除族籍。
论及中国30年代的左翼文学，收入《跋涉》中的《看风筝》常常令论者无法规避。在这篇小说里，萧红大胆塑造了一个早期革命者形象：刘成，虽嫌单薄、比较概念化，但在当时东北已经是惊世骇俗之举，何况出自一个女性写作者之手。并且，小说中也表达了萧红对革命者的初始认知，比如对待亲情和革命理念的态度：“他（刘成）内心从没有念及他父亲一次过，不是没念及，因为他有无数的父亲，一切受难者的父亲他都当作他的父亲，他一想到这些父亲，只有走向一条路，一条根本的路。”萧红在《跋涉》中的这些作品是当时关内左翼文学思潮在遥远关外的自觉回应，因而，其初始创作便汇入了当时左翼文学的洪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引起人们的关注亦非常自然。无可讳饰，这些初始创作，无论创作观念还是表达方式都比较稚拙，这也是当时左翼文学创作较为普遍的现象。然而，萧红就是以这些不很成熟，甚至某种程度上比较粗糙的创作赢得了主流文学的认可，并迅速占有一席之地。从这种意义上说，她又十分幸运。《广告副手》和《小黑狗》是萧红对自身当下生活的描写，但关注的层面却越出了个人一己的生活而力图上升到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萧红对革命题材的把握和当下社会生活的观照也体现在1933年的其他作品中，如《腿上的绷带》《哑老人》等。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对往昔生活的重温，对幸福或苦难的触摸亦是刚开始写作的萧红最难以遏抑的表达冲动，除《弃儿》外，在散文《中秋节》里回忆起当年在北京过中秋的清冷情形。萧红对自身生活与情感的观照和表达极其率真，朴素、稚拙的文字往往因为这份率真无比动人。她的一些散文甚至小说至今都是我们今天了解其内心世界，还原其往昔情形，澄清关于她的种种扑朔迷离的说法最值得重视的原始材料。
由《跋涉》可以看出，初涉文坛的萧红便具有两套笔墨：一方面，以对革命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汇入时代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将文学作为观照自我、倾诉内心，触摸苦难、安妥灵魂的方式。后者让萧红赢得了无数读者，至今发散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白朗（1912—1994），原名刘东兰，辽宁沈阳人，后迁居齐齐哈尔，笔名刘莉、戈白，是萧红一生为数很少的同性挚友之一。1933年春，白朗考入《国际协报》先是做记者，尔后接替方未艾编辑副刊。《跋涉》出版后，《夜哨》虽然停刊，但萧红的创作势头并不稍减，继续在白朗编辑的《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大量作品。
1934年1月18日，地下党组织通过白朗在《国际协报》创办了《文艺》周刊，撰稿人基本还是《夜哨》原班人马。为了不引起官方注意，大家都改换了笔名。3月至5月间，萧红除在《文艺》第6至13期连载了小说《患难中》外；6月还在第20、21期连载了散文《镀金的学说》，署名“田娣”；更以笔名“悄吟”，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上发了《夏夜》《出嫁》《离去》《蹲在洋车上》《麦场》等小说、散文，以及写于1932年的诗歌《幻觉》。这些作品除一二篇对现实有所关注外，更多是她对自己在呼兰、阿城生活的回忆。童年经历开始进入萧红的观照视野，如散文《蹲在洋车上》在过去和现实的对比中，透露出十分浓郁的怀旧情调。自然，这些文章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麦场》。它几乎完整包含了萧红后来的成名作《生死场》第一章《麦场》和第二章《菜圃》的全部内容，表明此时她已经开始了长篇小说《生死场》的写作。由于二萧对《国际协报》贡献较大，白朗与报馆商量以特约记者的名义，每月给他们各发20块哈大洋。二人的生活条件有了空前改善，创作势头更加健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