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王阿嫂的死》和散文《弃儿》究竟谁是萧红步入文坛的处女作，向来存在争议，至今悬而未决。萧红由“新年征文”首先发表《王阿嫂的死》是一说，坚持此说者是萧军。但是，该文随后收入《跋涉》集时，只在文末注明“5月21日”，发表时间、刊物均不详，其后收入《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仍无初始发表的信息。也许，正是文末的“5月21日”让包括铁峰在内的许多资深萧红研究者将具有确凿发表信息的《弃儿》作为萧红的处女作。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问题上，本书认同萧军的说法。《王阿嫂的死》的文末日期极有可能是处笔误，其出处至今不可考，似乎本身就寓有更多可能，萧军此说似乎更合情理。6至8月间，萧红又在《哈尔滨公报》副刊《公田》和《大同俱乐部》上发表三篇小说。
与此同时，萧红几乎实现了自己的演剧梦想。
1933年7月，金剑啸和罗烽（1909—1991）等人组织了一个半公开的抗日演剧团体，取名“星星剧团”。金剑啸担任导演和舞美设计，罗烽负责一切日常事务性工作。主要演员除二萧外，还有白朗、舒群、刘毓竹、徐志等。剧团先后排演了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又名《小偷》）、白薇的《姨娘》和张沫元的《一代不如一代》（又名《工程师之子》）。在《小偷》中，萧军扮演受律师诬陷被迫做了小偷的杰姆，白朗扮演律师太太，刘毓竹扮演律师。萧红在《姨娘》中扮演生病老妇，舒群扮演家庭主妇的丈夫；而在《一代不如一代》中担任主角的徐志还只是二中的学生。剧团排演地点起初在位于道里三道街的民众教育馆，后来迁至牵牛坊。排演戏剧给这群心怀进步志向的年轻人带来充实与快乐，在嬉笑打闹中留下一些日后颇堪回味的趣闻轶事。排练《小偷》时，每当扮演律师的萧军举起手枪，对准扮演律师太太的白朗，要她“举起手来”时，白朗便禁不住大笑起来，怎么都难以入戏。多年后，萧红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滑稽情形，认为是“最有趣的事”。经过3个月的排练，剧团准备在民众教育馆演出，没想到对方提出要他们在“九一五”伪满洲国承认纪念日上演，以此表示对伪满洲国成立纪念的祝贺，大伙一听非常气愤，坚决拒绝。后来，罗烽又联系巴拉斯影院，最终仍然遭拒。恰在此时，徐志突遭被捕，一周后假释出狱，旋又失踪。很显然，他们的行动已遭到敌伪警特的盯梢，风声日紧，环境日趋险恶，剧团被迫解散。萧红很是为那些已经排演熟练而没有上演的剧目惋惜。
为了加强针对敌伪的宣传渗透，1933年8月6日，通过萧军与陈华的特殊关系，金剑啸、罗烽、姜椿芳等中共地下党员商定，在《大同报》创办由中共直接控制的文艺周刊《夜哨》。萧军把周围作者的稿件收集好之后，每周寄往长春一次，由陈华选稿发表。《夜哨》直到当年12月24日终刊，共出21期。萧红勤奋写作发表文章最多，几乎每期都可见到“悄吟”或“玲玲”的名字，作品主要有小说《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烦扰的一日》；散文《小黑狗》《渺茫中》；诗歌《八月天》等等。关于《夜哨》停刊的原因，一些萧红传记作者（如季红真、肖凤）都归结为刊载了比较敏感的题材而遭禁，并说陈华因此“不知去向”。这显然是人们基于已有经验对革命斗争的臆想。实际上，《夜哨》停刊完全因为稿件质量问题而非政治问题。陈华在《夜哨》最后一期发表《夜哨绝响》一文，明确表达了对文稿质量越来越差的不满，并最终决定终刊。《夜哨》上也并没有刊发过如肖凤所提及的，出自萧军之手关涉日本兵强奸妇女的文章。而且，《夜哨》终刊后，陈华并未解职，直到1934年上半年仍在《大同报》任副刊编辑，大概在7月间去沈阳另有他就。
二萧发表文章的机会多了起来，他们不再刻意寻找家教机会而是努力专心写作，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过着贫苦而快乐的卖文生活。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国大街上，曾是萧红中学校友的杨范看见二萧在一起时的情形，多年后仍记忆犹新。萧军脖子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着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上穿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蹬了一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二人边走边唱，就像一对流浪的艺人。二萧当时的快乐形象，亦给后来名满天下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留下深刻印象。赵一曼曾对方未艾说，第一次见到她们是在中央大街上，后来也常在大街上碰见，两人服饰都不十分讲究，悄吟还穿着一双男式的皮鞋，可是他们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一边行走，一边谈笑，风姿飘洒，旁若无人。二萧的快乐与兴奋，自然可以想象。经过如此漫长、艰巨的磨难，他们终于看到了希望，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人生为之努力的方向。况且，写作是他们热爱而又能获得自信的工作。激情和亢奋充溢着他们当时的每一天。在那个富有梦想、个性飞扬的季节里，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在二萧心中酝酿成熟。1933年9月初，《国际协报》上刊载了一则出书广告：
三郎、悄吟著之《跋涉》，计短篇小说十余篇，凡百余页。每页上，每字里，我们是可以看到人们“生的斗争”和“血的飞溅”给以我们怎样一条出路的线索。现在在印刷中，约九月底全书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