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因边境争端，控制东北政权的奉系军阀与当时的苏联政府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结果自然以中国的失败告终。当年夏天，张学良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东北各地掀起反苏反共浪潮，并以搜捕共产党为名检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限制苏联人员的活动。而且，以反对苏联侵略的名义欺骗青年学生，举行“佩花大会”，为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家属募捐筹款。因不了解苏联的国家性质，萧红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参加了反苏募捐。她们自制一些小兰花，在繁华的街道上给行人佩戴，向他们募集一些钱款。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她同样非常兴奋，根据1928年的经验，“感觉到又是光荣的任务降落到我的头上来”。但随即感到街上的行人对这件事似乎并不很热心，这还让她“对中国人起着不少的悲哀”。在这次活动中，萧红的积极性无限高涨，将同行伙伴远远丢在后边。她觉得仅仅“打倒苏联”的口号还十分不够，想要添上“帝国主义”，但学联发下来的口号却只有“打倒苏联”。这让单纯的姑娘很是不解：既然苏联不是帝国主义，为什么就应该打倒呢？关于苏联，她其实并没有什么了解，除了亲眼见到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被检查外，还有继母每每与家里的老厨子在厨房里密谋换点纸卢布。“佩花大会”让萧红觉得自己无论多么卖力，还是感到“没有中心思想”。后来，辛克莱的小说《屠场》开启了她对苏联的理解，让她意识到“佩花大会”是“一九二九底愚昧”。不久，在活动中结识的那个“鼻子有点发歪的男同学”写信来赞叹她的勇敢和可钦佩，说这样的女子从前没有见过，还表达了要和她交朋友的愿望。收到这样的信，乃莹懊恼地感到原来那个男生和自己一样“混蛋”！
无论是为了正义上街游行呐喊，还是被欺骗上街募捐，这些政治事件的参与都是萧红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的一部分。1937年11月底和12月上旬，已经成名的萧红，在汉口对自己先后参加的这两次政治活动进行了回忆，笔调轻松幽默，语带调侃。也许，她所缅怀的是自己单纯的少女时代，并不关涉其他。然而，一些传记作者和研究者却刻意要从萧红1928年参加游行示威活动中，发掘出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意义来，即由此发现她的“革命”、“进步”倾向，似乎为她日后成为一名“左翼女作家”找到了依据。这非常可笑，萧红对于自己的叙述真诚而率真，研究者们根本不去理会散文《一条路底完成》的语调和情绪，牵强地进行不切实际的过度阐释。1929年的“佩花大会”，因为立场的错误所以绝大多数萧红传记都故意不提及，倒是萧红自己十分率真地叙述了出来。长期以来，我们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褊狭的视角和固有的先在逻辑认知萧红、想象萧红，赋予她不该有的思想与理念，从而让她离本真越来越远。当年的张乃莹就只是一个单纯、任性，对未知充满好奇的青春少女。
美好的中学时光一晃而过。1930年夏天，临近毕业，老师都非常关心同学们的去向，有的升入本校高中，有人去外地继续读书，有人回外县。当英语老师马梦熊问张乃莹下一步的去向时，她回答说：“我要去北京读高中。”马老师听后马上警告说：“我可告诉你，你的性格与别人不一样，你可要特别注意！”然而，去北京读高中，只是她一个人的想法，家人却要以一场预期已久的婚姻终结她的少女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