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减少的社会与“老年人的活用”
那么，日本又是什么样呢？
与瑞士一样，日本凭借奋发努力完成了工业化，之后就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结果在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碰壁，一直以来的教育体制面临危机，也同样面临着出生率低下的威胁。但是瑞士非常坦然地接受国外移民，以至于外国人占到了瑞士人口的两成。瑞士还迎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充分起用青年人才，以求打破闭塞取得新的发展。与瑞士相比，日本的改革步伐似乎慢了很多。
根据日本总务省以居民基本登记情况为基础的人口调查显示，2005年3月末，全国的男性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0.02%，即减少10680人。是有此调查以来首次下降。男女合计总人口虽然还维持着0.04%的增长，但增长率却达到了最低点，比上一年的0.11%又有所降低。
这些数字向我们显示，人口减少的社会已经到来。原本以人口增长型社会为前提制定的退休金等社会保障制度，出现漏洞也只是时间问题。消费下降所造成的经济增长速度变缓也是必然的。
这样的话，努力使持续减少的人口实现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针对出生率下降而采取的对策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个不可避免的课题就是，从国外向日本移民。
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劳动力严重短缺，从国外引进了大量劳动力。大部分属于非法劳工，还有大量的外国人以进修的名义在日本工作。建筑工地上没有伊朗人就开不了工，饭店的厨房里都是中国人在洗碗。
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日本经济联合会（现在的经济团体联合会）曾经为了从根本上解禁外国人劳动力而发表了一份报告，中间也提到了日本正在成为一个人口减少型社会。
但是后来，根本上解禁国外劳工，或者说接受移民的问题最后并没有提上议程。非但如此，1990年时政府还修改了入国管理法，意图将外国人拒之门外。之后泡沫经济崩溃，外国劳工陆续回到本国。所以在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的失业率比其他发达国家要低。从这可以看出外国劳工充当了日本经济形势的调节器。
而且，泡沫经济时期没能好好地讨论并以法律形式确定移民问题，还为以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人口数量下降迫在眉睫，对于移民的需求骤然增加，但想要缓和人口缺少对社会造成的冲击，所需要的时间恐怕得以十年为单位。
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讽刺的事实，那就是“日裔劳动者”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汽车工业因为劳动力不足而头痛不已。以汽车产业为中心，雇佣了很多巴西、秘鲁等地的日本移民的子孙作为劳动力到日本工作。
当时，因为外国人非法从事劳务问题而头痛的日本政府，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对这些工业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顺水推舟，于1990年强化并修改了入国管理法的规定，一方面严厉取缔国外非法劳工，另一方面规定那些日裔移民的后代即使没有就业签证也可以在日本工作。结果，群马县太田市、静冈县浜松市、爱知县丰田市、广岛市等以汽车工业为中心的城市，巴西、秘鲁的日裔劳动者逐年增加，到现在日本国内登记在册的日裔人口达到将近30万。
但实际上，一些并没有日裔血统的巴西人和秘鲁人也到日本打黑工，混在日裔团体中生活，所以实际上大量的人口涌进了日本。因为没有统计数字，很难得知到底有多少“冒牌货”，但想来一定有相当多的人数。
而且，虽然日裔劳动者回国是被承认了，但政府、地方自治团体和雇佣这些劳动者的企业，对这些日裔在日本生活上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子女教育问题上却没有有效的支持措施。他们虽然是日裔，但几乎不会讲日语，他们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地区的南美洲人。不仅是语言，文化上也与日本人有很大差异。这些人在日本扎根、生育下一代，他们的孩子也已经到了青春期。而且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这会引起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些地方团体沦为贫民，犯罪事件频发。丰田市、浜松市都发生了日裔团体的犯罪事件，2005年，在广岛还发生了与日裔混在一起的秘鲁人杀害女童案件，引起社会震动。
发生这种事情的根本责任，并不在于那些来日本求职的人。如果日本国内实现“就业合法化”，日裔团体就能够合法地在日本生存。这是日本政府、地方自治团体、雇佣他们的企业和每个日本人的责任。因为我们并没有对基础设施、教育设施和一些软环境进行改善，也没有制定出使他们融入日本社会的方针政策。
看到政府对日裔劳工问题的束手无策与当事人自我权益意识的不足，我不禁怀疑，现在的日本到底有没有能力解决移民问题。
瑞士的移民有很长的历史。第二章提到的瑞士总统戴斯曾说：“瑞士从100年前就居住着20%的国外移民。”而根据日本法务省2004年末对外国人居住者的统计数字 来看，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有197万人，虽然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但也仅占总人口的1.55%而已。
2005年日本经济联合会原首脑访问欧洲时，我就劳动人口减少的问题向他提出了疑问。日本对外国人移民消极的态度让他感到很吃惊。他的回答是：“灵活充分发挥女性和老年人的作用，是当务之急。”
保证女性均等的就业机会和工作待遇，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有人提议将支付退休金的年龄提高到65岁，其实政府也存在着同样的困惑。
最让人担忧的一个问题是，人员构成的高龄化，会不会使企业丧失活力？像日本这种论资排辈的企业社会，假定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那么每个职位的年龄都会相应增加5岁。总经理70岁、董事60岁、部长50岁的话，就比欧美企业平均年龄高了整整20岁。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企业还能有活力，简直是昏了头。
公司人员构成的高龄化，与整个社会的老龄化密切相关。还有一个原因，是老年人的意识问题。在日本，老年人想继续工作的最大原因不是金钱，而是希望通过工作来实现自我，或者说在公司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可以说欧美式的“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
2005年8月，我们在第四章提到的，瑞士再保险公司的CEO琼·昆巴宣布辞职。就任CEO两年，他也年仅56岁而已。在采访他时我问到他辞职的原因。他说：“我知道有很多人说我还年轻。但是我工作了30年，做到了最高的位置，也找到了优秀的接班人。说句实话，我很想和我的妻子两人共度这一段时光。”
欧美很多企业的最高领导人很年轻就取得了成功，很多人都憧憬能在老去之前就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提前退休”。追求“公司不是人生的全部”的生活方式，其实是给了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使经济产生了活力。这大概是日本的企业经营者们无法理解的心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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