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大林逮捕的政治局成员的亲戚当中，柳芭并非唯一的一个。莫洛托夫的妻子、卡利宁的妻子、卡冈诺维奇的兄弟、米高扬的儿子：权力显赫的亲戚也不可能保护他们于无虞。没有将柳芭从监狱里拯救出来，这并不能怪罪于赫鲁晓夫。但是为什么他对柳芭心怀怨恨呢？也许是与列昂尼德一样，柳芭不够检点谨慎的生活方式使赫鲁晓夫感到愤怒。虽然柳芭的儿子托尔亚并不是列昂尼德的孩子，托尔亚1943年时九岁，但他也许遗传有这方面的基因。
“我不是那种能对什么事情都集中精力的人。”托尔亚回忆说：“我总是处于活动之中，总是需要什么东西。列昂尼德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特棒的头盔，我要了过来，我去滑冰时就戴着它。有一次我刮到了一辆汽车上，倒在冰冻的大街上。列昂尼德没有在意，但妈妈却急得快发疯了。列昂尼德有一箱子的左轮手枪和子弹。箱子是锁着的，但当妈妈和列昂尼德去剧院时，我能设法打开它，我拿出了一把手枪和我的朋友玩，他是赫鲁晓夫司机的儿子，他们就住在我们楼下的地下室里。他装上了一颗子弹，他坚持要打出去。子弹没有打中我，不过打碎了一扇窗户，房间里充满了烟雾。我们很害怕，藏在一个毯子下面，生怕有人来找我们。第二天，当列昂尼德问起此事时，我开始矢口否认，不过后来还是承认了。列昂尼德让我站在墙角，不过后来又放我走了。有一次我将一个瓶子扔到窗外，差点砸到从院子里走过的维辛斯基(Vyshinsky)。”
直接砸到斯大林宠幸的清洗审判人也许还可能在日后给托尔亚带来荣耀，但用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给他的丝巾试图勒死一条狗就另当别论了。更糟的是，那条狗最后还是设法逃走了。托尔亚个子虽高，但行动笨拙，连一年级的同学都无情地捉弄他，柳芭不得不雇了一个家庭女教师，一位以异乎寻常的严格传统传授沙皇时期文化的老妇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母亲很喜欢托尔亚， 但马林科夫一家经常告他的状。尼娜·库赫尔丘克回忆说，托尔亚曾对着洗手池撒尿，气得尼娜·彼得罗夫娜哇哇大叫。在柳芭和她的孩子们搬到一个独立的公寓后，托尔亚几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赫鲁晓夫家的其他人。“我觉得我好像断绝了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他如此说道。
在他母亲被捕时，他们告诉托尔亚的是她“走了”。那天早上，外国语学院的一位管理人员带着他走到了斯塔夫罗波尔，将他放在孤儿院里。苏联的孤儿院在和平时期条件就很差，到了战争时期就更差了。没有人向他提起过关于柳芭或是他的妹妹与其他在古比雪夫的亲戚的情况。“他们把我给扔了。”托尔亚想。一个月后，他逃离了孤儿院，溜进了一艘开往古比雪夫的轮船，来到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公寓时已经衣衫褴缕，身上都长了虱子。他以前的家庭教师从克里姆林宫的特别诊所里要来了药品。但是尼娜·彼得罗夫娜不久又把他送到了另外一家孤儿院里，只告诉他母亲到莫斯科出差去了。
尼娜·彼得罗夫娜给了托尔亚两节香肠。孤儿院的食物太差了(每天的面包不到300克)，孩子们就将奶牛角与蹄子做成的小块放在火炉上烤着嚼。有一段时间，孤儿院院长叫托尔亚偷偷地吃带来的香肠，院长的两个孩子在旁边看得直流口水，这让托尔亚觉得很不舒服，于是他就将剩下的香肠给了他们。
像托尔亚这种年龄的孩子可以上一个单独的学校。这使得他再次有机会逃跑。他在火车站偷过糕点，也有人看见他在市场里乞讨。他于1944年2月逃回了古比雪夫，结果发现赫鲁晓夫一家已经搬到莫斯科去了。为了得到买火车票的钱，他偷了一套餐具，想卖掉换钱，但是被抓住了，又被送回了孤儿院。又试图逃跑几次后，孤儿院将他开除了，把他送到了列宁格勒的一所海军候补军官学校里。
托尔亚的其他经历甚至更加令人惊奇。候补军官学校的体检发现他的心脏有问题，于是托尔亚被送到了克罗斯塔德海军基地的印刷厂里。在印刷厂里，未成年的工人呼吸着有毒的雾气，由于食物定量不足，他们只好吃粘墙纸的浆糊来充饥。托尔亚想逃到莫斯科，于是他在晚上穿过芬兰湾的冰面，在被人抓住送到皮斯科夫(Pskov)的孤儿院前爬上了一列火车。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到达了莫斯科，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再次被抓住后，他就前往乌克兰。在基辅，他“居住”在火车站的通风管里，后来被人抓住，送到了一个教养所里，他从教养所里逃跑过三次。最后，由于担心被逮捕判刑，他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后来于1952年参了军。
1955年，托尔亚设法在莫斯科找到了他的同母异父妹妹尤莉娅。她现在是一个尊贵的、享有特权的年轻女人，而他认为自己是个穷困潦倒的可怜虫，连鞋带都老是开着。于是托尔亚又回到了基辅，他母亲最后在那里找到了他。难道他从此就再也没有与赫鲁晓夫家人联系过吗？有人对托尔亚提出过这个问题。“没有。”他苦涩地回答道：“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我不想再与他们有任何联系。他们根本引起不了我的兴趣。对于我来说，他们是否存在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把我扔到了孤儿院。”
尼基塔·赫鲁晓夫是否知道托尔亚的遭遇，我们不得而知。如果他知道了，他是否会帮助他，这一点就更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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