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赫鲁晓夫发表演讲、夸夸其谈时，他实际上是在期待溜须拍马者的奉承，例如像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和他的波兰妻子、作家万达·瓦西里维斯卡那样。瓦西里维斯卡从被占领的华沙向东逃亡，及时赶来帮助苏联当局在西乌克兰召集她的波兰同胞。“我曾经听说过一位作家，”赫鲁晓夫回忆说：“她在波兰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她和我成为可靠的朋友。她是个好人，很聪明，也很诚实。”他还补充说：“她出生于一个显贵的波兰家庭。她是毕苏斯基 政府里一位部长的女儿。甚至有谣传说她是毕苏斯基的教女。……”赫鲁晓夫略带善意取笑的口气描述了瓦西里维斯卡光脚从华沙逃离时的情景，说“她的打扮就像个穿着羊皮大衣与朴素黑鞋的农民一样”。赫鲁晓夫最后安排她当上了乌克兰的副总理。
在赫鲁晓夫的美好回忆中，最高潮的莫过于对投票将西乌克兰与苏联其他地区联合在一起的国民大会的描述。当乌克兰代表团在利沃夫集会时，他“甚至没有听到一个人对在西乌克兰建立苏联政权表示怀疑。一个接着一个，充满感激与快乐，所有的发言者都说被接纳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是他们最为期盼的梦想”。当苏联最高苏维埃接受了西乌克兰的请求时，赫鲁晓夫感到“十分高兴与自豪”，因为“我组织并监督了西乌克兰的苏联化进程”。他写道：“我不想隐瞒，这对我来说是个幸福的时刻。……与此同时，”他以惊人的坦率补充道：“我们仍然在抓人。我们的观点是这种逮捕行为是值得的，因为有助于巩固苏联政权，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扫清道路。”
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任党委书记期间的另一大收获是扩大了他的权贵朋友与熟人圈子。1940年当红军从罗马尼亚占领下“解放”贝萨拉比亚时，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元帅深入罗马尼亚战线后方，访问了铁木辛哥在弗尔曼卡他出生的村庄。铁木辛哥原来是一位出身农民世家的骑兵军官，根据米高扬的说法，他“可能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不管他和赫鲁晓夫的大胆行为是否带有任何军事目的，这件事情肯定是很有趣的。赫鲁晓夫对一位长着长长胡须、满嘴臭气、对罗马尼亚军队没有任何用处的农民很是欣赏。“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种别人难以重复的俄罗斯式骂人话了”，他回忆说，更不说晚上和铁木辛哥的亲戚的聚餐了，赫鲁晓夫一直呆到第二天早上。“我问元帅是起来了，还是在睡觉，他们告诉我他还没有上床呢。”
赫鲁晓夫特别欣赏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朱可夫(Georgy Zhukov)，在铁木辛哥于1940年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后，朱可夫接替了他在基辅的职位。赫鲁晓夫对坦克指挥官德米特里·帕夫洛夫(Dmitri Pavlov)1940年在哈尔科夫附近的试验场“飞过沼泽地与沙丘”的方式很是喜欢。但是当帕夫洛夫从坦克里钻出来开始讲话时，已经越来越自信的赫鲁晓夫发现他“没有教养”，而且“眼光有限”。后来接替朱可夫位置的米哈伊尔·基尔波诺斯(Mikhail Kirponos)“缺乏指挥如此众多的军队的必要经验”。至于列夫·麦赫利斯(Lev Mekhlis)，由于是工业学院时的同窗，赫鲁晓夫与他“关系一直很好”，但他现在认为麦赫利斯只是“一个笨蛋”。
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里最好的朋友是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与赫鲁晓夫一样，马林科夫对打猎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布尔加宁则敢于说没有必要阅读《真理报》的社论，因为这些社论内容空洞无物，不看也知道说了些什么。虽然这是斯大林的助手们之间感情相对较好的时期，但相互之间的嫉妒与矛盾也在不断滋长，赫鲁晓夫当然也不例外。他记得在1939年2月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每个人对其他人都有一些十分关键的说词”。刚开始他没有遭到其他成员的批评，但突然有人指责他鼓励“莫斯科党组织里的所有人叫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让人称呼他的教名与父名是赫鲁晓夫朴素、亲民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你所认为的那样，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都太脱离群众了。伏罗希洛夫“更感兴趣的是在公众庆祝场合卖弄他那身醒目的军事装束，而不是监督武器采购与组织部队的部署”。不是让武装部队为战争作准备，他“只是对着摄影师微笑，在电影镜头前走来走去”。他还“使自己成为颇具名气的戏剧鉴赏家与评论家。我记得一次我在场时有人说出了某位戏剧歌唱家的名字，伏罗希洛夫的妻子垂下眼皮，说道：‘克里蒙特·埃弗雷莫维奇对她的评价并不是特别高。’”
赫鲁晓夫也培养了一些艺术家与作家，更不用说在多夫仁科的电影镜头前走来走去了。不过他最看重的还是在1938年和1939年去莫斯科时受邀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做客。“……能与他见面，倾听他的思想，听他提供的消息，向他直接汇报工作，什么时候都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他总会说出一些让人感到振奋的话语，或是给我们分析这样那样的形势。……我总是盼望着能有与他见面的机会。”他还补充说：“当我们感到孤独时，什么时候都能更容易地与他坦诚交换意见。”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后，与斯大林亲密接触就开始让他有美梦破灭的感觉了。
赫鲁晓夫毫不怀疑1939—1940年与芬兰的战争是正当的，因为“我们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在他们“丧失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时，他也是面不改色。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自己“方面的战略失误”。战争开始的那天他就在莫斯科。斯大林“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召开会议。他确信我们要做的就是发射几轮炮火，芬兰人就会土崩瓦解。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拒绝我们的条件，并进行了抵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