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这起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在斯大林的监督下，处理这一事情风险很大，时间也很短促。西乌克兰地区最大的城市利沃夫直到9月22日才得以占领。不过10月26、27日，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选的”国民大会代表就举行了大会，赋予他们的代表要求并入苏联的权力。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1月1日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这让那里的人们向斯大林表达了感激之情：“从西乌克兰长达600年来的黑暗与无尽苦难的王国里走了出来，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人民真正幸福和真正自由的乐土中。”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赫鲁晓夫创造了又一个奇迹。苏联的媒体详细报道了那次欢快的集会，而赫鲁晓夫则是其中的明星。在靠近苏联军队和德国军队之间战线的一个小镇上，赫鲁晓夫被告知当地的一个旁观者是位钳工，他欢呼起来：“好呀，你都知道些什么？我也是个钳工。”他的回答引来了“人们欢快的呼喊与鼓掌”。一个新闻短片反映了赫鲁晓夫与铁木辛哥欢迎欣喜若狂的村民时的情景，高大的铁木辛哥在赫鲁晓夫面前给人以高耸的感觉，而赫鲁晓夫则自豪地穿着一件军服，扎着宽宽的皮带，戴着一顶军帽。在向欢呼的人群发表讲话时，赫鲁晓夫摘下帽子，像孩子似的笑着，下面是掌声雷动。当铁木辛哥讲话时，他轻松地站在一旁，拇指插在皮带里。在其后那些高官们站在一起聊天时，除了赫鲁晓夫外，所有的人都手拿香烟，吞云吐雾。当他们在安全警卫的陪同下走向黑色轿车车队时，铁木辛哥恭敬地闪到一旁，让赫鲁晓夫先上车。
多夫仁科的电影《解放》描绘的是那种典型的正义对邪恶的胜利。那些曾经骑在工人和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奸诈的资产阶级现在被迫去扫大街。一个波兰地主，一位跛脚的老妇人，从他们的农庄里被拖了出来。被俘的波兰士兵在大赦之下一瘸一拐地离去。僧侣投票赞成苏联的统治，而农民们则是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在整部电影中，赫鲁晓夫的形象一再出现，为各种活动祝福，加入对斯大林的和散那（一种赞美上帝之语），对所描绘的公众崇拜浪潮感到心满意足。
赫鲁晓夫确实在某些方面减轻过镇压所带来的后果。虽然斯大林于1938年解散了波兰与西乌克兰的共产党组织，但赫鲁晓夫却利用他们原来的党员作为1939年选举的志愿组织者。他控制了集体化与去富民化的步伐，尽管在1941年6月纳粹德国进攻之前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他对占领的其他所有事情都持肯定态度。他欢迎东西乌克兰的联合。 他为苏联西部边境的扩展与巩固而欢呼。当农民们在新组建的集体农庄里高唱着“英特纳雄耐尔”时，他对他们是否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表示担忧。他说：“不过，你只要想一想，他们能从头到尾将整个曲子优美地唱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赫鲁晓夫看来，在波兰知识分子方面遇到的麻烦是他们不明白苏联文化可以为他们带来什么。“在资本主义文化氛围中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熏陶……他们既不了解也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不能想象他们的文化会因为将领土并入苏联而得到真正的丰富。”
赫鲁晓夫特别乐于向那些不理解自身利益的人作指导，特别是那些和他过去一样少不更事的下层官员。有一次他碰到了一位利沃夫行政人员，他正在考察那些想在新的市政府中寻找工作的前城市官员，这些官员大多是波兰人。赫鲁晓夫后来说：“他的大衣外面很醒目地插着两支左轮手枪，看起来好像他肩膀上没有扛着一门加农炮的唯一原因就是加农炮太沉了。那些坐在周围想和他交谈的人显然对他都十分害怕。”赫鲁晓夫向他讲解了这种方式不符合共产党人作风的理由：“你给这些人造成了可怕的印象；你是在给你自己和我们的党背上恶名。如果一个恐怖主义分子闯进来想杀害你，你会怎么做？他可以用你的手枪杀害你！从现在开始，如果想带枪的话，你必须保证枪把不要像现在这样露在大衣外面。”
现在赫鲁晓夫也开始在高层圈子里施加自己的影响。内务人民委员部派遣了两名人员去西乌克兰［其中一位就是威廉·菲舍尔，实际上他是鲁道夫·阿贝尔(Rudolf Abel)上校，他于1957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据称是在美国抓获的职位最高的苏联间谍］，执行根据纳粹德国与苏联签署的秘密协议将德国居民召集回德国占领的领土的任务。当其中一位消失后，赫鲁晓夫对贝利亚大发雷霆，指责他派遣无能之辈去乌克兰。根据当时坐在贝利亚办公室里的帕维尔·苏多帕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的说法，“高频电话线使坐在桌子对面的人都能听到他愤怒的声音”。当苏多帕拉托夫接到电话时，赫鲁晓夫“不耐烦听他讲话……打断了他的话……然后……挂上了电话”。
1939年9月23日在靠近利沃夫的一个村庄里，赫鲁晓夫挥舞着拳头，呵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们，因为他们手下的表现太糟糕了。一方面，他们很懒散：“你们也将这称为工作？你们没有执行过一例处决!”另一方面，他们将自己凌驾于像他这样的党的领导人之上：“你们这些多狡猾啊! 我们很清楚你们是如何想将党的领导人踩到自己的脚下的。”在莫斯科向贝利亚汇报这次谈话时，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伊万·谢罗夫(Ivan Serov)形容赫鲁晓夫是个“不喜欢玩弄民主人士的傲慢家伙，他只喜欢人们簇拥着他，对他阿谀奉承。……”然而，这起事件真正的意义在于说明了赫鲁晓夫与众不同的两面性：一方面要求警察枪杀更多的人，另一方面又要给他更多的权力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