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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斯大林的封疆大吏:1938—1941(7)
作者 : [美]威廉·陶伯曼


  虽然赫鲁晓夫担心乌克兰的知识分子可能会对他持敌视态度,但他们还是得到了他的宽大对待。由于拼命想在恐怖的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如果可能的话,保住他们的权力地位,很多人阿谀奉承,不顾廉耻地卑躬屈膝。赫鲁晓夫急于想得到文化界的尊重,同时也为了向掌控基辅真正大权的斯大林表现自我,他在这方面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1938年,布尔什维克起初的乌克兰化政策已经被其对立面俄罗斯化所取代。通过强调“乌克兰人民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历史与兄弟般的联系”净化了乌克兰历史。俄语在学校里重新得到了重视,乌克兰语中也增加了很多俄罗斯词汇,例如piatisotnitsa(一位英雄的农庄女工人,她在一公顷的土地上至少收获了25吨甜菜),并重新规范了各种农民装束的用语,例如皮鞋与束腰的绳带,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时就用过这种绳带。

  赫鲁晓夫在推行俄罗斯化方面不遗余力。1938年,他猛烈抨击了“为了在乌克兰取消俄语而极尽诋毁之能事”的“波兰—德国的走狗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及“那些不惜一切手段想将俄语驱逐出乌克兰学校的家伙”。 不过,他同时也对处于政治困境中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作出友好的表示。他安排授予一位病入膏肓的作曲家一枚高级勋章,然后亲自到病人的公寓里颁发勋章。在后来的共青团第一书记科斯坦科看来,当时的知识界将赫鲁晓夫的表示看成是“善意的表示,特别是与当时社会流行的做法不同”。

  在他1938年1月刚到基辅的几周内,赫鲁晓夫就栽培著名的作家。出生于1895年的马克西姆·雷日斯基(Maksym Rylski)也许是成立于1917年新古典主义诗人非无产阶级团体中最著名的诗人。1925年雷日斯基指责共产党的文学束缚只对“那些没有天赋的人”管用,1931年他作为一个“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民族志愿主义主题的”“右翼”团体成员受到攻击。1931年雷日斯基被捕,在狱中呆了半年时间,后来他宣布放弃以前的思想,被重新恢复了忠臣作家的头衔。雷日斯基能从斯大林手中逃脱出来很显然主要应该归功于赫鲁晓夫。在1938年雷日斯基再次被捕后不久,赫鲁晓夫就提醒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乌斯品斯基,说这位诗人曾经写过赞扬斯大林的诗篇,而且诗中的文字成为广为人知的歌曲。“你还想逮捕他吗?如果这么做的话,没有人会理解的。”

  其他两位与赫鲁晓夫成为朋友的乌克兰诗人是帕夫罗·蒂希娜(Pavlo Tychyna),他原本是象征主义诗人,与米高拉·巴赞(Mykola Bazhan),一位新浪漫主义诗人。两人在大革命后都加入了无产阶级作家团体,但是都对布尔什维克组织“文学阵线”的主张进行了抵制。1927年蒂希娜因为“在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下贩卖民族主义的鸦片”而受到攻击,1934年巴赞的作品也受到谴责,因为“没有达到工人阶级的要求”。到30年代初期,这种警告已经足以给人带来厄运。米高拉·赫维尔奥维伊(Mykola Khvylovyi)是一位共产主义作家,他曾试图反对俄罗斯中央集权的控制,保护乌克兰文化,结果于1933年自杀。同年蒂希娜宣布放弃自己从前的主张,巴赞于1934年也同样如此。两人转向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并因此得到了不菲的奖赏,蒂希娜成为乌克兰苏联作家联盟的主席,巴赞后来在战后代表乌克兰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出席了联合国的会议。

  巴赞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不如雷日斯基密切,不过他的遗孀尼娜,一位医生,回忆说她不仅结识了赫鲁晓夫,而且还认识了尼娜·彼得罗夫娜(彼得罗夫娜曾带着孩子来找她看病),以及赫鲁晓夫与第一任妻子的女儿(尤莉娅曾在生理学院做过实验室助手)。巴赞一家在赫鲁晓夫善意的保护下生活得也很不错,他们有着装饰豪华的六居室公寓,家庭像册中也不乏巴赞与赫鲁晓夫和其他乌克兰领导人的合影。

  据说,蒂希娜与巴赞因为向斯大林主义出卖了自己的信仰而“经受了良心的折磨”。很显然,同样与赫鲁晓夫成为朋友的剧作家科尔奈丘克的情况并非如此。科尔奈丘克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苏联,他也赢得了很多奖励,成为作家联盟的主要领导者,并在战后被任命为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虽然他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告发了与他共事的一些作家,但科尔奈丘克自己也曾遇到过麻烦,因为斯大林不喜欢他和他的妻子万达·瓦西里维斯卡(Wanda Wasilewska)写的一部新歌剧《波格丹·赫梅尔尼斯基》(Bogdan Khmelnitsky),这部歌剧是关于1648年反对波兰统治者的乌克兰起义领袖的故事。不过赫鲁晓夫始终保持着与科尔奈丘克的友谊,并一直成为他的保护者。

  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多夫仁科(Aleksandr Dovzhenko)致力于革命事业,但对于革命他有着自己的非正统看法。他最著名的电影《土地》(1930年)从积极的方面描绘了农业集体化,但是调子还不够高,因此那些斯大林主义的评论家指责这部电影是“反革命的”,充斥着“失败主义的情结”。多夫仁科的下一部电影《伊万》描述的是工业化对一位第聂伯河地区建筑工人的影响,在一片法西斯主义与泛神论的指责声中,这部电影被取消公演,电影导演也被驱逐出了基辅电影制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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