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赫鲁晓夫已经掌控乌克兰的权力后，他对大清洗的疑惑已经发展成为愤怒。在他1938年4月第一次回到斯大林诺时，他拜访了科什科一家。他儿时的朋友伊尔亚·科什科（Ilya Kosenko）仍然生活在那里，但他选择了一条与赫鲁晓夫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赫鲁晓夫的父母过去曾在他面前称赞过在教堂唱诗班里唱歌的虔诚的伊尔亚，将伊尔亚作为赫鲁晓夫学习的榜样，他们对伊尔亚的姐姐柳莎（Liusha）也是大加赞扬。大革命后，赫鲁晓夫说服伊尔亚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但是当共产党号召他参加“反富民化运动”时，他退党了。当他的女儿奥尔加后来问他是如何在夺去那么多布尔什维克的大恐怖中幸存下来时，科什科回答说：“因为我交出了我的党证，就是这样！”
1938年4月，当七辆黑色轿车轰鸣着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一小队安全人员，在小屋门口排成两列时，伊尔亚·科什科正在房子后面侍弄他的小花园。赫鲁晓夫从一辆轿车上下来，看到了年轻的奥尔加：“你是科什科的女儿吗？去叫你的父亲。”
“父亲，你最好逃走，他们来抓你了。”奥尔加大声喊道。
奥尔加回忆说，伊尔亚·科什科双手直抖，半天才认出他的老朋友。赫鲁晓夫在几位助手与保镖的簇拥下走进小屋。
“好，跟我说说你过得怎么样。”赫鲁晓夫问道。
“说什么？”科什科回答道。
“你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新变化？”
“没有什么新鲜的。”奥尔加记得他的父亲低声说：“如果你是一个人，我也许还可以多说点。要是（我什么都对你说了），你一上车走了，留下我会怎么样呢？你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现。”
两年后赫鲁晓夫又一次来到了科什科的家。这一次他把唯一的保镖留在门外。
“不要再犯傻了，”过了一会儿赫鲁晓夫对科什科说：“入党吧，我会把你和你的家人都带到基辅去。你的孩子也该接受一些真正的教育了。”
“但是也没有什么人让你我接受教育，”科什科回答说：“我不会离开我的家的，我也不会加入现在这种样子的共产党。入党就是去做乌七八糟的事情。你们已经毁坏了真正的党，那个你原来加入的党，那个包括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与基洛夫的党。”
他们两个朋友之间虽然关系亲密，但科什科这么做是冒着可怕的风险的。但是赫鲁晓夫颇有同感地回答说：“不要将所有这些都归咎于我的头上。我并没有参与那些事情。如果可能的话，我会跟‘穆达什维利’（Mudakshvili）算总账。我不会原谅他犯下的罪行的——不管是对基洛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还是对普通的工人与农民。”
斯大林真正的格鲁吉亚名字是达日乌加什维利(Dzhugashvili)，赫鲁晓夫将其稍加改变，加上了很多俄罗斯词汇中都包含的一个“音节”，穆达（Mudak）。奥尔加当时12岁，她后来问她的父亲他和客人都谈了些什么。
“这么说你都听见了？”他急切地追问道：“你要牢牢记住，如果你向任何人提到我们所谈的一个字，他们就会杀了他（赫鲁晓夫）和我。”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在一个老朋友面前坦露自己的心声。不过他找到科什科，跟他解释这些还是让人感到很吃惊。
皮奥特里·科瓦伦科（Pyotr Kovalenko）是赫鲁晓夫的另一位朋友，他们是在20世纪20年代相识的。他后来被捕入狱，不过后来又被释放了。1939年夏天，赫鲁晓夫在他基辅的办公室里接待了科瓦伦科，询问了他囚禁期间的情况，并逼着他说出了在审讯期间忍受的毒打情况。当科瓦伦科说完后，赫鲁晓夫显得很震惊。
“皮奥特里！”他惊呼道：“你认为我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吗？你认为我知道我为什么坐在这间办公室里作为乌克兰的第一书记而不是鲁比安卡党小组的负责人吗？你认为我敢肯定他们明天不会将我从这里拖走，投入监狱吗？不过我们还是得工作，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运用我们一切可能的权力。”
赫鲁晓夫与科瓦伦科的谈话是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里进行的，那里肯定是隔墙有耳。他最后几句话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不过即使是前面的话也不是听起来的那么大胆。因为到1939年时，甚至连斯大林都不得不承认无辜者也被逮捕了，不过这只是因为“人民的敌人”已经渗透到了秘密警察内部，正在运用他们的权力摧毁党的忠诚干部。
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时常会对逮捕情况做出严肃的评估，有几次他在与我面对面交谈时甚至谴责过他们”。不过常常好像是一种狂热已经感染了所有人和所有的事，包括斯大林。赫鲁晓夫说：“党组织已经被摧毁得不成样子了，领导人已经没有多少说话的份儿了。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意，任何人都别想被任命到高级领导职位上……不过有时甚至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意也不能保证你的前途。有时有人已经得到了批准，几天后他可能就会身陷囹圄。……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那个指控他的人本身也受到了指控。所有这些都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很多当政的领导者都将自己送上了自我毁灭之路。”
通过将大清洗过程变成一系列疯狂的行动，赫鲁晓夫使自己与清洗的距离拉大了。如果我们可以认为他采取的行动是近乎疯狂的，那么就可以解释他们是何以将好人变坏的。当他们1929年第一次见面时，叶佐夫给赫鲁晓夫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纯朴的人，一个原来的彼得堡工人”，但是后来“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其他“本性不一定残酷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已经变成了“只受一种思想指导的机械装置：‘如果我不对别人做这个，那么别人就会对我做这个；最好还是我做，而不是让别人对我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