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样的相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偶尔会向他的老朋友们承认他的疑惑及对斯大林思想的幻灭。然而主持乌克兰清洗工作的也就是这位赫鲁晓夫，在他到来后，乌克兰的清洗步伐明显加快了。光在1938年，据说就有106119人被逮捕，在1938—1940年间，被捕人数达到了165565名。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在很少有客观证据但却不乏告密者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作为乌克兰三驾马车中的一员将54000人送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赫鲁晓夫的话里滴淌着毒汁，至少在为外人所知的一件事中是如此，他在一份文件上圈上“逮捕”一词，这样就决定了乌克兰共青团一位高级官员的命运。
与在莫斯科时一样，对苏联制度的信念仍然激励着赫鲁晓夫。作为一块面积差不多与法国相当的领地的主人，他通过自己惯常的精力与坚定的意志将农业、工业与文化纳入他的羽翼之下，通过控制乌克兰西部地区并将它们与苏联乌克兰其他地区联系起来，通过试图改善他自己监控的大恐怖行动，当然是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并以周全的方式，让自己相信他是在为那里的人民谋福利。不过他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现在赫鲁晓夫家已经有五个孩子，加上其他一些到基辅与他们住在一起的亲戚。他们所有的人，甚至那些在莫斯科过着优裕生活的人，对他们简直不敢想象的优越条件感到很满足。赫鲁晓夫也有着对自己及其家人的担忧。执行清洗政策的他的基辅前任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幸免。然而就在当时，不管这一切显得多么矛盾，他过得是很满足的。不再有起起落落，他已经爬上了高位，他享受着斯大林比以往更为热情的认同，他正在从自己的成功以及其他人的失败中赢得自信，包括斯大林的失败。
除了俄罗斯外，乌克兰当时是苏联最为重要的部分。然而人们怀疑乌克兰，至少在其一些公民当中，尤其是在知识界，有着民族主义的诉求，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及斯大林对极权主义控制的追求相抵触。在经历数个世纪的基辅统治后，其间根植于乌克兰的文明控制着他们自己的命运，并对东欧邻国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该地区落入了外人的控制之下，首先是蒙古，然后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乌克兰的领土为俄罗斯与哈布斯堡王朝 所瓜分，大约80%的人口臣服于俄罗斯。19世纪后期，乌克兰的民族意识开始滋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为乌克兰独立主义提供了一次机会。在1917年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只得到了10%的选票(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革命党赢得了75%的选票)，在1917—1920年间，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政权在乌克兰执掌过权力，不过最后取胜的还是列宁的政党。
为了保住乌克兰，也为了遵循他理论上对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反对，列宁同意让有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同事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例如像留布钦科(Lyubchenko)和格里高里·格里连科(Grigory Grinko)等，后来他们都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了。乌克兰的其他主要共产党人，例如尼古拉·斯克里普尼克(Nikolai Skrypnik)对1922年12月正式建立苏联的协议持反对意见，这一协议理论上承认乌克兰是自治区，但实际上从属于苏联共和国。在不顾乌克兰的反对建立起联盟后，斯克里普尼克和乌克兰总理瓦莱斯·丘巴尔对位于莫斯科的全联盟机构试图控制乌克兰经济生活的努力给予了抵制。
在组建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中未能占得上风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共产党人”注定是要被制裁的，但是暂时他们可以（甚至得到了莫斯科的鼓励）在文化生活中培植乌克兰化倾向。乌克兰化就是通过将共产主义披上当地语言与文化的外衣使布尔什维克在非俄罗斯地区的统治合法化的一种努力。这意味着任命乌克兰人担任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将乌克兰语确立为国家机构内的官方语言，在学校里推广乌克兰语的使用，以及培育乌克兰文学、艺术与历史编撰工作。
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乌克兰化持有疑义。于是他在1925年任命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为乌克兰党委书记。到了1928年，卡冈诺维奇已经让格里连科和丘巴尔他们无法忍受了，于是他们向斯大林发出抱怨，斯大林就用科西奥尔取代了卡冈诺维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召回卡冈诺维奇标志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结束的开始。1930年仍具有一定影响的非共产主义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成为了第二年春天审判的对象。1933年春天，当斯大林的恐怖与饥荒达到最高潮时，乌克兰的紧张气氛进一步升级。至此，就连忠实地执行斯大林可怕法令的共产党人都充满了疑惑。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将帕维尔·波斯蒂谢夫(Pavel Postyshev)派到基辅，授权他以乌克兰以外的忠实可靠的俄罗斯人取代乌克兰没有忠心的共产党人的原因。 斯克里普尼克在1933年夏天受到了共产党媒体的恶毒攻击，于7月份自杀身亡。他在知识界的支持者在随后的几次审判中被“揭露”为宣称的“乌克兰军事组织”的成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