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斯大林的封疆大吏：1938—1941
“我们希望派你去乌克兰，领导那里的党组织。看来，科西奥尔(Kossior)可能没法领导那里的工作。我们将调他到莫斯科担任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中央委员会里一个委员会的主席。”
这就是1937年底斯大林宣布赫鲁晓夫晋升时的情景。下面是赫鲁晓夫自己当时的反应：
我是不愿意接受这一任命的，其理由有三：第一，我喜欢科西奥尔，我感到取代他的地位是于心不安的。1929年，当他接替卡冈诺维奇担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时，我就认识他了。就是那一年，我申请进入工业学院，也就是科西奥尔批准了我的申请。第二，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经验或资格去代替科西奥尔的地位；我认为这顶乌克兰第一书记的帽子对于我的头来说是太大了。第三，我脑子里还考虑到了民族问题。不错，我曾在乌克兰工作过，我一直同乌克兰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相处得很好。然而，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置身于乌克兰人之中，我仍会感到一些尴尬。虽然我懂得乌克兰语言，但我从来没有达到能够用它来发表演说的程度。我将所有这些向斯大林作了解释，并对他说，我担心乌克兰，特别是知识分子，可能会对我很冷淡。我对他说：“派我这样一个俄罗斯人去乌克兰没有什么意义。”
“科西奥尔不是俄罗斯人，对吧？他是波兰人。为什么一个俄罗斯人同乌克兰人相处会比一个波兰人更感困难呢？”
“科西奥尔可能是波兰人，”我承认说：“但是他能用乌克兰语发表演讲。再者，科西奥尔比我有更多的经验。”
“不要再说了。就你去乌克兰。”
“那很好。我将尽我所能开展工作，使乌克兰党组织重新健全起来，不辜负你对我的信任。”我仍在担忧我是否应付得了这个任务，但我不能否认，中央委员会如此信任我，给我这么高的职位让我感到很高兴。
赫鲁晓夫全传第6章斯大林的封疆大吏：1938—1941赫鲁晓夫不仅被赋予乌克兰的最高职位(虽然只是暂时“代理”)，而且斯大林坚持要求他同时主管基辅市委与地区党委的工作。
我对他说我不可能同时担任这许多职务，但他的态度很坚决。
他说：“你可以胜任。只要你到那里，你可以选用一些你中意的人帮助你。”
赫鲁晓夫雄心勃勃，有机会在他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地方成为一方主管，他肯定会乐不可支。但是他内心对做不好工作的担心也是真实的，他向斯大林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这一点。此外，他还有一点担心，就是他有可能成为在大清洗中人头落地的乌克兰领导人中的一个。
赫鲁晓夫是于1938年1月离开莫斯科前往基辅的。在其后的十年里，他经常去首都参加政治局以及其他的会议。不过只是到了1949年底他才作为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永远地回到了莫斯科。到那时，他已经越来越独立于斯大林并对斯大林越来越失去幻想。不过在这一时期，他仍然忠实而有效地为斯大林服务。这一时期使赫鲁晓夫发生改变的更多的是由于战争，但是他改变的进程在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前的三年在乌克兰就已经开始了。
赫鲁晓夫能获得部分的解放，能更有效率地工作，其关键是他与莫斯科之间的距离。没有一个处于斯大林势力范围的人，甚至是他委任到乌克兰的总督，能够有自主决策的权力。不过基辅离苏联权力中心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这使得这里可以存在苏联人所谓的地方主义。赫鲁晓夫相信他比克里姆林宫更了解乌克兰。他不仅对接近斯大林得通过其周围的人感到不满，而且他也开始看透斯大林本人了。
距离让赫鲁晓夫有机会发挥他自己的风格与才能在基辅为赫鲁晓夫工作的。一位名叫瓦西里·科斯坦科(Vasily Kostenko)的共青团官员回忆说，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知道事情的具体运作情况”。他“知道如何与人交谈。他能感觉出什么人他可以开玩笑，哪些人，像他一样，太年轻了，还不知道如何对他所开的玩笑做出反应”。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一位可以担当领导的伟人”。
回到基辅后，赫鲁晓夫很快了解到了更多关于乌克兰农业集体化、饥荒以及清洗恐慌的情况。在对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地区（他1925年曾担任过该地区的党委书记）的一次视察中，他详细询问了以前与他关系不错的几位农民的情况，其中包括几位很要好的富农朋友。“他担心他们已经被‘非富农化’”，扎赫尔·格鲁赫夫(Zakhar Glukhov)回忆说，1938年他担任赫鲁晓夫从前的职位，“赫鲁晓夫是那种你可以与他坦诚交谈的人。他有一位名叫哥马利亚(Gomlia)的朋友，赫鲁晓夫和他形影不离，他很得赫鲁晓夫的器重，他可以告诉他所有发生的事情”。
当赫鲁晓夫到达基辅时，大清洗已经横扫了乌克兰的所有机构。乌克兰党组织已经大部分被破坏了，被捕的人太多了，以致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都达不到法定的开会人数。他“十分尊敬的”斯大林诺冶金学院的几位教师被逮捕了。他曾经碰到了其中的一位教师，他“已经变得形容枯槁。‘你怎么样？’我问他。他看上去很沮丧，表情木讷。他咕哝着说不好，他被逮捕了。后来其他的人告诉我，他遭到了毒打，就这样他的健康被毁了。不久以后他就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