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判之前、期间以及其后，赫鲁晓夫都是斯大林路线最起劲的鼓吹者之一。他告诫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要“以对敌人的痛恨、对反革命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分子的痛恨、对右派异端分子的痛恨以及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热爱和对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的热爱，教育广大群众”。在审判结束前的三天，他要求处死季诺维耶夫与加米涅夫：“任何一个对我们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对我党在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人都会发现，对于这些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集团唯利是图的法西斯走狗，我们只有一句话，就是处死他们。”
1937年1月又进行了另一次公开审判。 此次赫鲁晓夫在红场面对瑟瑟寒风中的大约20万莫斯科市民发表了一次演讲，呼吁血债血还：“托洛茨基集团只是一帮间谍与唯利是图的刽子手、异端分子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帮凶。卑鄙下流的托洛茨基派的堕落者身上散发着腐败的恶臭。”“犹大式的托洛茨基及其帮派”最卑鄙的罪行是“向斯大林同志伸出了罪恶的手……斯大林同志是人类崇高进步事业的灯塔。斯大林是我们的旗手! 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 斯大林就是我们的胜利!”
在斯大林审判以及后来处决布哈林与李可夫前，季诺维耶夫与加米涅夫被逼将两人牵涉到他们的罪行中，两人必须先被驱逐出中央委员会。虽然布哈林和李可夫在1937年2月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试图为自己辩护的声音被压制了下去，但由36名成员组成的决定他们两人命运的委员会发生了意见分歧，一些人赞同先审判后处决(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审判也是多余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倾向于从轻发落。 赫鲁晓夫在全体会议上的唯一发言只是关于一个无关痛痒的日程问题，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在那些阻断布哈林生命之路的人中，赫鲁晓夫算是比较克制的一个，他对审判布哈林和李可夫投了赞成票，但认为不应预先设定死刑。
此时，大清洗的步伐加快了。接下来被整垮的是红军军官们，其中包括像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Mikhail Tukhachevsky)这样的天才将军。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人们痛苦地想起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陆军与海军副人民委员简·加马尔尼克(Jan Gamarnik)被选举进莫斯科党委委员会前，赫鲁晓夫曾给他做过担保。七天后，当《真理报》揭露加马尔尼克是“托洛茨基分子”时，赫鲁晓夫宣布加马尔尼克的当选证明了“这个敌人对自己进行了罪恶的伪装，从事的阴谋颠覆活动隐藏得很深”。
大批斯大林的亲信在各省的政坛上崛起。只有在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的列宁格勒、贝利亚的高加索以及赫鲁晓夫的莫斯科，才是第一书记负责监督清洗工作。尽管让大众普遍憎恨前克里姆林宫的同事是令人厌恶的一件事，但要鼓励因为恐惧而近乎疯狂的普通党员相互指责则是更糟糕的事情。然而，这正是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这不是一场公开的斗争，”他在1937年5月莫斯科市党员大会上警告与会代表们说：“在公开的斗争中，子弹是来自敌人一方。而我们现在所要斗争的对象就坐在你的身边，他们对我们的成功与我们党所取得的成就也会大加称赞，但就在同时他们会偷偷扣动口袋里的扳机，等待时机向你射出罪恶的子弹，就像他们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所做的那样。”对待这种叛徒的办法就是“痛揍他一顿”，然后再“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出来的无可争辩的证据面前”玩味他的招供词。
“这些恶棍必须被打倒，”赫鲁晓夫在1937年8月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打倒一个、两个，或者十个恶棍，我们就可以为成千上万的人解除隐患。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双手坚决不能颤抖，我们必须为了人民的利益从敌人的尸体上碾过。”
赫鲁晓夫协助逮捕并消灭了他自己的同事与朋友。在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党组织的38名高级官员中，只有三人得以幸免。在莫斯科地区的其他城市与地区的总共146名党委书记中，有136人，用后斯大林时代的委婉词来说，“被镇压”了。在1937年5月选举进入莫斯科市委员会的63人中，大概有45人被消灭。在莫斯科省委员会的64名成员中，有46人消失了。
赫鲁晓夫的两名个人助手，拉比诺维奇(Labinovich)与芬克尔(Finkel)，遭到逮捕。S.科日特尼(Seryon Korytny)也被逮捕，他第一次与赫鲁晓夫一起共事是在基辅。一个名叫马尔哥林(Margolin)的人在基辅时曾帮助过赫鲁晓夫，与他一起在工业学院学习，后来代替他成为鲍曼区党委书记，并在莫斯科市委机构里担任他的助手。“总而言之，”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几乎所有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遭到了逮捕。”
按照程序，清洗行动必须得到赫鲁晓夫签发的逮捕令。每个地区的党委书记必须对其下属的抓捕与审判进行授权，此外党委书记与当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及当地的检察机关一起被并称为所谓的“三驾马车”，他们拥有在不经过任何上诉的情况下执行死刑的权力。起初，内务人民委员部需要得到事先的同意才能逮捕党员，并对他们作出裁决。后来，警察头目在裁决作出前就草签命令，然后再征求他的同事们的意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