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他多次表现出对阿里露耶娃的仰慕。“她是个多么漂亮、绝伦的女人啊!”他若有所思地说。这很好理解，特别是当他听到她可怕的死亡消息时。在1932年纪念革命十五周年时，有报道说斯大林和他的妻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发生了争吵。据说斯大林痛斥了她，并将燃着的烟头扔到了她的脸上，当天夜里，当听到她丈夫正在他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与别的女人睡觉后，她开枪自杀了。
敏感的阿里露耶娃也能欣赏粗俗的赫鲁晓夫吗？这种反向的推理是可能成立的。就像所报道的那样，如果斯大林的妻子对斯大林的一些政策感到恐惧的话，她可能对赫鲁晓夫在工业学院里对右派分子的追逼也感到遗憾。此外，如果她真的向她丈夫抱怨过什么的话，那么她在斯大林面前谈到赫鲁晓夫时可能只是谴责，而不是对他的赞赏。
另外，赫鲁晓夫也别有用心地想利用阿里露耶娃，使自己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得以生存并取得成功。至少有一点可以使他减少对卡冈诺维奇的依赖。 而且，抽得一张“幸运彩票”的想法在证明他认为自己终究会获得别人无法想象的高位的想法的同时，也减少了他自己在进入斯大林核心集团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娜佳在她丈夫面前为他唱赞歌的想法使得赫鲁晓夫内心充满着自豪感。“我感觉自己就像维尼钦科故事中的主人翁平亚一样。”
1930年，莫斯科被划分为十个区。鲍曼是最小的一个区，区域从市中心往东，而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其范围从市中心往西。在苏联中央集权的领导下，与市政府相比，区政府总的来说权力很小。但是区党委书记负责监督其所辖范围内的所有事情，从经济计划的完成情况到将右派分子清除出党。赫鲁晓夫对他的新职位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目标最终是难以完成的，区党委书记应该为完不成任务而负责。此外权力交叉的混乱状况使得其他的官员妨碍了他从事工作的能力。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位置特别适合赫鲁晓夫。挑战的严峻形势可以确保取得一点成功就说明是胜利，同时体制混乱的官僚环境可以使他插手所有的事情，让他的精力与欲望有充分的发挥空间。此外，他在更大的规模上运用了他作为政治运动清洗者的才能。“与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相关的事实”在人民铁道委员部、商业委员部、全联盟石油集团以及集体农庄中心被揭露了出来。鲍曼党委取消了俄罗斯联盟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党组选举结果，理由是“政治上的近视与压制自我批评”，解散了尼特罗根（Nitrogen）学院与莫斯科毛皮集团的党委班子；要求“青卫军”出版社选举新的党委班子，理由是旧的党委班子“没有对出版思想上反动的书籍采取措施”。
赫鲁晓夫没有忘记他对旧卫军学院右翼分子的怨恨。“在研究学院党组织清洗的指示时，”他在1931年鲍曼区党员大会上说：“他们说这是针对共产党中的最优秀分子，那些留下来的人将是十足的走狗。”作为回应，他指责他们试图“爬进并留在沼泽地里，等待更好的时机”。
与学院里敌人的较量还算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赫鲁晓夫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就不是那么裕如了。鲍曼区未能在计划完成上名列前茅，这部分是由于在全面工业化中很多轻工业与食品工业企业没有受到重视。但是经济成绩不够显著的结果并没有妨碍赫鲁晓夫在政治上青云直上的势头。
下一站：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中这里被奉为“革命区”，1905年曾发生过工人与警察之间具有历史影响的冲突。冲突的领导者被认为是最杰出的区党委书记。在选举赫鲁晓夫成为该区党委书记的市党委会议上，他被要求发表意见。
“主持会议的是卡冈诺维奇，”E.G.高雷娃（E. G. Goreva）（她当时是莫斯科党委中主管妇女工作的负责人）回忆说：“赫鲁晓夫被要求简要地介绍自己的经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讲话结结巴巴，经常将单词说错。‘他们真的没有发现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挑选了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吗？’我小声地对坐在我旁边的人说。我看到会议主持人正在向我摇手，意思很显然是说我不应该在会议上交头接耳。但是我错了。会议结束后，卡冈诺维奇把我叫了过去。‘我听到了你所说的一切，’他对我很严肃地说：‘如果想保住你的位置，你最好管住自己的嘴。’后来赫鲁晓夫也坦诚地证实了这件事。”
这还不是赫鲁晓夫唯一难堪的首次亮相。他作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区党委书记所作的首次正式讲话太过冗长，以致他不得不让其他的代表代他念完其中的部分内容。他对经济问题进行了过分强调，为了显示他对纯粹的“专家治国主义”感到内疚。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他宣布只是在卡冈诺维奇于1930年成为莫斯科党委书记后，才克服了“所有的过激行动与歪曲观念”，“开始实施了正确的路线”。很显然，赫鲁晓夫心里有过这样的看法，就是莫洛托夫除了是斯大林最亲密的同志外，这位卡冈诺维奇的前任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当时莫洛托夫已经是苏联政府总理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