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军将军安东·邓尼金（Anton Denikin）的军队重新夺取了整个库班区（Kuban）和北高加索地区，抓获了大约5万名俘虏。1919年仲夏，俄罗斯南部的红军似乎已经处于溃败的边缘。白军占领了哈尔科夫（Kharkov）、叶卡特林诺斯拉夫(Yekaterinoslav)［后来改称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和察里津(Tsaritsyn)(后来改称为“斯大林格勒”，再后来又称为“伏尔加格勒”)。9月20日，在白军一辆装甲车的攻击下，库尔斯克落入了政变者的手中。但是后来形势发生了逆转。邓尼金未能继续向莫斯科进发，他遇到了困难——兵力不足、组织混乱以及缺乏民众的支持——这导致了形势急转直下。1920年5月，他的志愿军被彻底打垮。到白军将领兰格尔（Pyotr Wrangel）的部队11月从克里米亚撤退时，整个内战已经结束。
很显然，有关赫鲁晓夫所在的第九军的记录是毁誉参半的。有一份报道说，第九军“不止一次逃离”战斗现场。不过，第九军也成功地行军620英里，从顿河上游到了黑海岸边，在行军途中，赫鲁晓夫从一名党小组的组织者被提升为营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第九军政治部主任。
政治委员制度是1918年4月建立起来的，当时红军对意志坚定的工人积极分子的依赖逐渐减少，而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农民的依赖却越来越大。政治委员的任务就是提高部队的战备水平与士气，处理与老百姓的关系，还有部分职责是提高部队人员的文化水平。作为一支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对这些目标很重视。“鼓动、宣传与教导工作”的任务包括教会文盲士兵如何读写、出版宣传小册子与报纸、排练上演戏剧、筹建图书馆以及维持红军俱乐部。
然而，那些教导同志们的政治委员自身并不比他周围的人有更高的文化。1919年1月，斯大林和安全警察首脑弗里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y）下令对政治委员进行清洗，理由是“政治委员”这一称谓本身已经成为“滥用的术语”。一位于1919年开小差的红军旅指挥官认为，只有5%的政治委员属于“理想坚定的共产党员”，其他的就是工人中的机会主义者、落后的农民以及“其他阶级中的糟粕，大多是年轻人和失败者，当然，大多数犹太人几乎都属于这种情况”。不过，这位开小差的军官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政治委员有些还是 “工作特别努力、能给人以启发的军官，他们在同志们中间极力鼓动”，他们在保持“广大士兵的阶级对立情绪”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
赫鲁晓夫对自己行为的描述同样是自相矛盾的。他声称自己在前线发挥了英雄般的作用：“我们发起攻势，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我们将白卫军的匪徒赶下了海。”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兵营里，而不是在步兵部队，有至少两个月的时间他是在参加政治指导员培训班，他后来的很多“战争故事”更多的是与其自己及所在部队的文化落后状况有关，而不是他们的军事战绩。
“我们不是那种过去意义上的绅士。”他回忆道。有一次当他和同志们在一个前贵族的住宅里驻扎两天时，“我们甚至不能进入盥洗室。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盥洗室——不是坐在马桶上，这样后面的人还可以使用，而是像老鹰一样蹲在上面，盥洗室里被搞得肮脏不堪。盥洗室被弄得不能再用后，我们就到外面附近的园子（地上和花园）里解决问题。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园子就变得恶臭无比，人都不能从那里经过了”。
还有一次，他与一家知识分子住在一起。女主人毕业于圣彼得堡一所专为贵族人家的女儿设立的学校，家里的其他人包括一位律师、一位工程师、一位教师，还有一位音乐家。赫鲁晓夫记得房子的女主人很勇敢地对他说过：“‘既然你们共产党人已经夺取了政权，你们肯定会践踏我们的文化，将我们的文化扔进垃圾堆里。你们也不可能欣赏到像芭蕾这样高雅的艺术。’她说得没错。我们对芭蕾一无所知。当看到芭蕾舞剧的演出广告时，我们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些穿着不体面服装的妇女的照片而已。”然而，尽管赫鲁晓夫承认他和他的同志们是“粗野的、没有教养的工人”，但他坚持认为他们“也想接受教育，我们想学会如何管理一个国家，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他告诉她的女主人：“你等着瞧好了，我们会拥有所有的一切的，包括芭蕾舞。”
赫鲁晓夫屡次提到这些战争故事，这说明了很多问题。他和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差距不仅在内战时期，而且在几十年后撰写回忆录时还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叙述他的同志使用盥洗室的事情很显然是为了说明他和他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努力改变着自己。但是即使如此，为什么还会提及此事呢？赫鲁晓夫就是希望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噢，我的回答是，”他回答说：“这种状况持续很长时间，人们要想改变自己原始的生活习惯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1921年内战结束后，顿巴斯成了一片废墟，工兵营被重新命名为劳动旅。“这样，你就是一名矿工了？”师部的一位干事问赫鲁晓夫：“很好，你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那种人——（劳动旅）政治委员！”
赫鲁晓夫对这一任命表示反对。“我和那位干事互相对骂。‘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大声喊道。‘那你以为你是谁呀？’他回击道。”他们当时的口角之争肯定要比这尖刻得多。但是当时赫鲁晓夫的地位还很低，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最后我走开了。”
随着战争的结束，红军失去了有利地位。由于营养不良，战士们大都身体虚弱，抵抗不住癍疹、伤寒和坏血病这样的流行病。“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恶劣，”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没有制服和可换洗的衣服。大家不洗澡，不刮胡子，都是超负荷工作，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赫鲁晓夫自己也被迫来到一个农民家里吃住，住在农舍的后院。他就靠农民餐桌上的剩饭剩菜生存了下来。到了1922年已经成为鲁钦科夫煤矿经理的朋友才把他拯救出来，让他当上了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主任。就在这时，疾病袭击了他的家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