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俄国革命的影响，那么赫鲁晓夫在1917年前为自己选择的道路也许就是成为一名工程师或工业经理。从他晚年的言论和举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这是他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理想一直伴随着他。他鼓励他的儿子谢尔盖和孙子尤里（Yuri）成为工程师，他们听从了他的建议，知道他们是在实现他们自己及其长辈的理想。在赫鲁晓夫所有的孩子中，谢尔盖，他和第二任妻子尼娜的儿子，很显然是他最钟爱的：谢尔盖学业很好，不仅当上了工程师，而且成为了火箭科学家。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孙女尤莉娅·列昂尼德夫娜·赫鲁晓娃（Yulia Leonidovna Khrushcheva），他把她当作女儿看待，是一位很迷人的城市女性，曾经在莫斯科的范卡坦格夫（Vakhtangov）剧院当过文学顾问。赫鲁晓夫鼓励她成为一个农学家。当她提出想研究国际关系时，他发牢骚说：“那是什么工作？最后你只能落得个翻译政治家所讲的废话的结果。”
“对于他来说，”尤莉娅说：“‘真正的工作’是当工厂或集体农场的主任。”她记得曾经把一个她和同学都未能解决的算术问题带给她的祖父。“他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了笑意，然后立即说出了答案。”她说：“即使他的脑子里肯定还装满了国家大事。”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选择了他认为更能够接受一些的职业，成为一名生物学家。“但是这还不是最好的，”根据尤莉娅的说法：“最好就是能成为一名工程师。”
赫鲁晓夫自己成为一名工程师的理想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在1917年之前，工程师和经理的职位离有雄心的无产阶级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但是在1917年以后，通过努力肯定是可以达到的。不过当时一个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革命。1914年，赫鲁晓夫好像要过上安居乐业的家庭生活。但是随着战争的破坏性影响波及尤索夫卡以及各地风起云涌的罢工风潮，他不能抵制住更深入参与的欲望了。
1915年3月，鲁钦科夫煤矿爆发了大罢工。罢工从赫鲁晓夫所在的工段开始，据说他是三名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当工人们聚集起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时，有报道说赫鲁晓夫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同年晚些时候，从另一个煤矿来人找他。“我听说你是一名积极分子，”这位来访者对赫鲁晓夫说：“我们需要一位很可靠的人，字要写得漂亮，要有文化。你知道谁合适吗？”
“第二天，”赫鲁晓夫回忆说：“我就送一位工友过去了，他用最工整的笔迹抄写了齐默沃尔德会议决议。抄写稿被印制后分发给了顿巴斯的工人和矿工。”
1915年9月在瑞典举行了欧洲社会主义分子的齐默沃尔德会议并作出决议，决议呼吁让和平成为世界革命的前提，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叙述的重点。我们要说明的问题是“在矿区，人们普遍都认为我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值得信任”。还有一层意思是赫鲁晓夫希望他自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就是他不仅希望自己“值得大家信赖”、“很有文化”，而且还希望自己有“很好的书法”。除此之外，他为什么还会在讲述顿巴斯革命兴起的情况时着重强调这些看起来无聊的细节呢？
1916年随着对战争示威活动的进一步扩展，赫鲁晓夫帮助组织了鲁钦科夫煤矿工人的新的罢工。1917年2月，沙皇退位的消息以发给铁路工人电报的形式传到了尤索夫卡。赫鲁晓夫五年后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写道：“我记得我们读到这份电报时是多么的高兴啊！”星期天他第一次休息并奔向城里，参加了他所曾看到过的最大的示威活动。“我们对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念，警察就在我们身边，但我们一点也不害怕。”
为什么说将赫鲁晓夫推上使他到达世界权力顶峰的职位的革命是一种影响因素呢？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但理由确实是他成为经理或工程师可能会比成为政治领导人做得更为出色。虽然他的天然禀赋在他向权力顶峰攀登的过程中起到了支撑作用，但一旦他到达了权力顶峰，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却没有给予他太大的帮助。如果他追求的是原来成为工业工程师的理想，那么这些禀赋肯定会使他处之泰然。沿着这条道路，他可能会接受到他所渴望的更高的教育，感觉更加自信，在实现他决心超越的角色过程中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即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妄想家都能信任的普通俄国农民的角色。
赫鲁晓夫的政治使命是因为偶然的因素而落到他的头上的，这在革命前后都是如此。但是这为他提供了实现自己理想的不同道路。成为钢铁工人，甚或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这种通往荣耀的道路是缓慢而长期的。政治权力可以更为快捷地满足他的愿望，即使最终证明隐藏着更多的危险。
赫鲁晓夫回忆说，在尤索夫卡工作的初期，还没有与布尔什维克有任何联系之前，他就和工友们争论过这样的问题：“‘你更倾向于哪一种，权力还是教育？’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争论很激烈。一位最后成为著名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和我都说我们当然希望拥有权力。有了权力，我们就可以控制学校。大学和高中都会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我们可以轻易地获得教育机会。如果我们只有教育，那这还不能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权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