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如果你问很多西方人，这样的俄罗斯人也不在少数，他们很可能都会回忆说尼基塔·赫鲁晓夫就是那位在联合国拿鞋子敲打会议桌的粗俗的、没有教养的乡巴佬。 但这位身材矮小、体格强壮、眼睛小而犀利、双耳突出，而且显然有着旺盛精力的人在苏联人眼里并非笑料，即使他让众多的苏联人蒙受了因为他的统治而带来的恶果。事实上，他是一位极具复杂性的人物，他的经历就像他的国家一样既有胜利，也有悲剧。
尽管参与了斯大林集团的种种行为，然而赫鲁晓夫还是努力想使苏联非斯大林化。他试图改革共产主义的大胆而拙劣的努力开始了一段想在缺乏人性的制度上贴上人性化标签的(起初是以他自身的形象)、长期的、反复无常的历程。赫鲁晓夫不仅帮助四分之一世纪后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鲍里斯·叶利钦铺平了道路，而且在为国家寻求稳定繁荣的新道路中的失败预示着挫折将会始终伴随着他的改革尝试。
赫鲁晓夫全传前言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1959年9月。就在回到大学参加第二学年学习的前夕，我见到了赫鲁晓夫，当时他正在美国访问，他的车队正驶过纽约的中央公园。1964年，在苏联学习俄语期间，我来到了位于乌克兰顿涅茨克的一个煤矿，赫鲁晓夫年轻时曾在这个煤矿工作过。到1965—1966年,我作为交流留学生到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颜面扫地。我的学友们因为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犯罪行为而对他心存感谢，但他们又为这样一个在他们眼里是乡巴佬的人成为他们国家的领导人而感到羞愧。他们对赫鲁晓夫既怀有特别的爱，又抱有特殊的恨。当完成他的传记时，我禁不住也产生了两种复杂情愫。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写成《斯大林的对美政策》一书后，我就开始研究赫鲁晓夫的美国政策。然而不久，我就发现他的个性比他的对外政策更加令人着迷，于是我选择为他写一部传记。如果我按照原来的承诺于1989年推出手稿，那结果就与现在的这本书大不相同了。
在他担任共产党的领导人期间，赫鲁晓夫特别健谈。单单他关于农业的讲话就编成了八卷文稿，每隔一周，他都要接受一次长时间的访谈。在1964年下台后，他是第一位出版回忆录的苏联领导人。不过，他公开披露的内容在出版前都经过了仔细的编辑与审查，他的回忆录于1970年和1974年被译成英文 ，其中没有包括他统治期间最需披露的内容，也没有提及他和他的家人拒绝移居西方的材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共产党的档案还属于机密文件，而大多数有关赫鲁晓夫统治期间的西方文件也没有被解密。到了1988年，当时我作为交流学者在莫斯科呆了五个月的时间，我认为我不能承认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赫鲁晓夫的(于是我称之为“美苏缓和的缘由”)，以避免引起苏联当局的注意。虽然写的是传记，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小心谨慎为妙。我设法采访了一小部分与赫鲁晓夫有联系的人，到了临走的时候，我才被安排与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通了电话，但见面的愿望终未实现。
到了1991年，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关于赫鲁晓夫时代的回忆录已经开始出现(其中包括谢尔盖以及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女婿，政府报纸Izvestia的前编辑阿历克赛·阿德朱拜撰写的书籍)，《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第三部(其中包括他1970年时没有披露的材料)也在美国出版了。此外，由谢尔盖·赫鲁晓夫准备的关于回忆录的专栏文章也开始出现在历史杂志Voprosy istorii上。在一家美国出版商的要求下，我对谢尔盖·赫鲁晓夫与阿德朱拜的著作进行了翻译、编辑，利用这个机会我对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得到了我希望对他们的著作有所充实的回答，他们提供的信息当然也丰富了我所撰写的传记内容。
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长期束之高阁的苏联档案终于得以公之于世，虽然杂乱无章且并非永久性的，但至少让人们有机会能够一睹其部分的峥嵘。总统档案(即前政治局档案)中包括苏联领导人的特别敏感的材料，以及仍然对所有人关闭的克格勃档案，少数经过特别允许的人除外，不过主要的苏联共产党档案馆都对外开放了，不仅在莫斯科是这样，而且苏联的所有地区都是如此。幸运的是，这些档案馆中有一些真的存放了有关苏联内部看法的、内容只在政治局档案中才会出现的文件副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