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情看起来不显眼，看起来没有什么作用，可聚积在一起，其作用和意义就显而易见了。因此，如果说对女儿教育有什么经验可谈的话，就是不要放过每一个机会，鼓励孩子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从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做起。哪怕是人人都认为有明显劣势的活动，只要能参加，也绝不轻言放弃。
有谁能想到美国教育体制中会把领导能力作为人才材培养的重要内容？有谁能想到许多名校在录取新生时会把领导能力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而这些确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在国内，大凡真正的读书人都会厌烦官场上的那一套作风，于是，高挂免战牌，退而去学术领地辟一片沃土。此次回国探亲，许多不得志的朋友向我倾诉：学术领地也不是一片净土！过去在国内，做官是不需要能耐的，或者说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能耐。一说到做官，似乎就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划上了等号。实际情况是如此吗？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社会里，为官之道恐怕再也不是几千年封建制度下的观念所能释译，也绝非今天热热闹闹的电视剧中贪和廉所能褒贬，今天的为官之道应是一门科学，称之为管理科学，为官的能耐也绝非中国式的上拍下拉，左右逢源，而是科学管理中的一种个人能力的体现。
反映在中小学教育上，国内的干部体制也很滑稽可笑。小时候，女儿很羡慕那些神气活现的小干部们，因为他们能代表老师指手划脚。那些当上干部的，似乎也在沿袭着成人们做官的原则，能上不能下，一旦当上了什么干部，也就一坐到底。至于究竟谁能当干部或不能，其标准也真莫明其妙。成人当干部靠上级提拔，学生当干部则靠老师提拔，选拔的标准也就难免不染上社会风气，恐怕很难是以其能力作为标准。
当年曾有人给我指点了一条路，让我也去通融通融老师，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会有好处，据说走后门之风也刮到了小学老师那里，送点薄礼，给点方便，自然就能为孩子谋点特权。这是传言，我不能相信。当然我也不愿意放下大医生的身分去走后门，去找我的学生们的同学(即女儿的小学老师)。但据女儿对学校老师使用干部的方式态度，我便知这里面一定有不少问题。女儿只要一提起小学的那段经历就会噘起小嘴，理由是老师说话不算数，不守信诺。她说老师曾应允只要她成绩考第一便可以做小组长，可当她考了第一名之后，却没有做成小组长，使她至今仍耿耿于怀。我不知道老师失信与否？但我相信女儿绝不会说假话。在孩子的心目中，老师一诺比电视剧中皇帝的圣旨还要至高无上。也许老师只是随便说说，可孩子却当了真，记了一辈子。在美国，中小学里再也没有什么班主任制度。任课老师只管教书，乱七八糟的杂事统统由指导老师或所谓顾问的老师担当。用一句中国话说，顾问顾问，顾而不问，或者顾问顾问，什么都问。
在美国，顾问就是顾问，给的只是建议，怎么做却全靠自己。这种体制使老师一下子跳开了，变成了真正的观众，偌大的舞台全让给了学生自己主宰。在高中，学生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体现在名目繁多的俱乐部和运动队的活动中，而这种组织和领导能力也全部在学生中自生自灭，自行滋生蔓延，自行竞争崭露。因此，作为个人素质的一种体现，这种能力也确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应该说，由于是少数族裔，也由于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华人子弟在这方面的能力，相对是较为低一些。这给华人子弟在许多领导工作竞争中带来了困难。我们虽能早早地看到这一点，但却是无能为力，爱莫能助。毫不夸张地说，时至今日，旅美已过十载，可对美国文化背景和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却仍然不知高低深浅，哪里还谈得上给女儿什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惟一能做的，我们只是不断地提醒她这个问题，提醒她注意多交一些真正美国人的朋友，多留心这些美国朋友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可是到头来，问她在学校有没有美国人的朋友，她嘴上说有，可最亲近的，整天厮混在一起的，却仍然是几个华裔的小姑娘。因此，在领导能力的培养上，我们只有关心和担心，却没有任何帮助。
可是有一天，她突然对我们说，她已经竞选上了BPA俱乐部的主席，是和她一位至交好友协作竞选成功的，叫做Co-President。我们一听，吃惊非小，因为在高中俱乐部中，BPA也算一个大俱乐部了，有四五十名成员。于是急忙问：“真的当上了主席？”
她自信地说：“真的。怎么，你们还不信？”
“怎么当的？”
“大家选的。”
“为什么选你？”我们还是不相信。
她笑了，冲着我们直叫：“为什么不能选我，你们也太小瞧人了！”
是的，面前的女儿再也不是当年连个小组长也当不上的小萝卜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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