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今注今译》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月
ISBN：978-7-229-00068-4
毛子水 注译
定价：29.8元
内容简介：
《论语》为儒家名著，毛子水为国学名家，本书便是名家注译名著的一部典范。本书通俗易懂，且不失其学术的严谨性，是不可多得的名家译本。
作者及简介：
毛子水，毛子水，名准，字子水，以字行；人称五四时代“百科全书式学者”，1893年4月11日出生于浙江衢州江山县农村。1913年毛子水21岁时 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预科，4年后升入本科攻读数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毛子水发起创办《新潮》，并发表了《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论著，成为当时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
1920年，毛子水毕业留校工作，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讲师。1923年春毛子水考取赴德国留学，1930年春，毛子水回到国内，任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后来一度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史学系，讲授科学史与《左传》等课程。1949年毛子水赴台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国文、论语、翻译文学与中国科学史等课程，在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讲授中文修辞讨论、论孟训诂讨论等课程，在台湾大学从教达37年之久。同时毛子水还担任台湾“中国语文学会”常务理事、“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咨议委员、主席，《新时代》主编、“中央研究院”评议员等要职。1973年毛子水为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兼任教授，并被辅仁大学聘为讲座教授，给博士研究生开设《国学专题讨论》等课程。1986年94岁时被台湾大学聘为名誉教授；1987年获台湾最高学术奖——“行政院”文化奖。1988年5月11日因病去世，享年96岁。
目录
《论语今注今译》新版序
自序
《论语今注今译》凡例
卷一 学而
卷二 为政
卷三 八佾
卷四 里仁
卷五 公冶长
卷六 雍也
卷七 述而
卷八 泰伯
卷九 子罕
卷十 乡党
卷十一 先进
卷十二 颜渊
卷十三 子路
卷十四 宪问
卷十五 卫灵公
卷十六 季氏
卷十七 阳货
卷十八 微子
卷十九 子张
卷二十 尧曰
编纂古籍今注今译序
由于语言文字习俗之演变，古代文字原为通俗者，在今日颇多不可解。以故，读古书者，尤以在具有数千年文化之我国中，往往苦其文义之难通。余为协助现代青年对古书之阅读，在距今四十余年前，曾为本馆创编学生国学丛书数十种，其凡例如下：
一、中学以上国文功课，重在课外阅读，自力攻求，教师则为之指导焉耳。惟重篇巨帙，释解纷繁，得失互见，将使学生披沙而得金，贯散以成统，殊非时力所许。是有需乎经过整理之书篇矣。本馆鉴此，遂有学生国学丛书之辑。
二、本丛书所收，均重要著作，略举大凡：经部如诗、礼、春秋；史部如史、汉、五代；子部如庄、孟、荀、韩，并皆列入；文辞则上溯汉、魏，下迄五代；诗歌则陶、谢、李、杜，均有单本；词则多采五代、两宋；曲则撷取元、明大家；传奇、小说，亦选其英。
三、诸书选辑各篇，以足以表现其书，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学技术者为准；其无关宏旨者，概从删削。所选之篇类不省节，以免割裂之病。
四、诸书均为分段落，作句读，以便省览。
五、诸书均有注释；古籍异释纷如，即采其较长者。
六、诸书较为罕见之字，均注音字母，以便讽诵。
七、诸书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书概要。凡所以示学生研究门径者，不厌其详。
然而此丛书，仅各选辑全书之若干片段，犹之尝其一脔，而未窥全豹。及一九六四年，余谢政后重主本馆，适国立编译馆有《今注资治通鉴》之编纂，甫出版三册，以经费及流通两方面，均有借助于出版家之必要，商之于余，以其系就全书详注，足以弥补余四十年前编纂学生国学丛书之阙，遂予接受。甫岁余，而全书十五册，千余万言，已全部问世矣。
余又以《今注资治通鉴》，虽较学生国学丛书已进一步，然因若干古籍，文义晦涩，今注以外，能有今译，则相互为用，今注可明个别意义，今译更有助于通达大体，宁非更进一步欤？
本馆所任之古籍今注今译十二种，经慎选专家定约从事，阅时最久者将及二年，较短者不下一年，则以属稿诸君，无不敬恭将事，求备求详；迄今只有《尚书》及《礼记》二种缴稿，所有注译字数，均超出原预算甚多，以《礼记》一书言，竟超过倍数以上。兹当第一种之《尚书今注今译》排印完成，问世有日，谨述缘起及经过如上。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王云五
《论语今注今译》新版序
《论语》为中国的第一书，是世人所共同承认的。我记得英国近代一位文学家威尔斯（H.G. Wells）曾把《论语》列为世界十大书之一。他的选取，当然有他的标准，可惜我们不知道他详细的意思。三百年前，日本一位学者伊藤仁斋（1627—1705）在他所撰的《论语古义》的首页刻有“最上至极，宇宙第一”八个字。他这个“第一”，当是就孔子所讲的道理而言。想起伊藤仁斋的年代，我们自然可以说他的见解是很公正的。
但若专就人文方面的道理讲，即在现代，我们还可以赞同伊藤先生的意思。近世西方所称的“金律”（Golden Rule)，乃指《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或《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而言。这就是孔子所以为“终身可行”的“恕”。我们很正当地可以把恕道看做人类行为道德的基础。世界上文明民族的先哲，很多都曾说过恕道，但原始记载恕道的话而现在尚存的书，则实以《论语》为最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都有意同“金律”的话，但他们的年代都后于孔子。如果我们要凭这一点说《论语》是现代世界上人文范围中的第一书，自然可以说得通。
但我以为，我们若把孔子生平的志虑作为选取这个“第一书”的依据，理由似更为正大。《论语》中曾记了孔子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字，不是“吾道一以贯之”的“道”，乃是“鲁一变，至于道”的“道”，它含有“天下有道”全句的意义。（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意思极近于后人所说的“天下太平”。）孔子一生栖栖，心中所期望的只是“天下太平”，到了老来，禁不住吐了心声：“我若有一天听到‘天下太平了’，我便什么时候死去也愿意！”我们从这句话可以想到孔子全副的心情。世界各民族古代的圣哲中有这样忧世忧民的志怀流露出来的，就我所知，以孔子这句话为最显著。《论语》确是世界上宣扬仁爱的首部经典，从人文的立场讲，自应为“第一书”。
这本《论语今注今译》，于一九七五年出版。九年来虽重印过几次，但内容并没有很大的更动。去年秋天，出版者要将这书重新排印，嘱我加以修改。我因而自行校订一遍。除改正错字外，有许多章节的注文和译文乃是重写的。我在衰老的年龄中，得有机会改正这书里的误谬，使更适于学子的阅读，颇为欣喜；而这一生能为这样一本书尽点心力，亦自庆幸。
我很觉得我这书中还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并世学人如肯不吝指教，使我得以减少这本书中的错误，乃是我所企望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毛子水
自序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所计划出版的“古籍今注今译丛刊”第一批里面列有《论语》。由于陈百年先生和王云五先生的鼓励，我于六年前答应负责这部书的编纂。
我最初的目的，是要用最浅显的注释做一部《论语》读本。后来想起，《论语》乃是两千多年来我们中国每个读书人所必读的书，现在我们国内所有的书铺，差不多都有这部书的通俗注本，因此，我改变原来的意思，我要把这部书的读者的悟解力设想得高一点。这可分两层来说：一、我这部书的注释，乃是为对古代经典已略知门径而且有相当的思辨力的人而作的；二、我这部书的注释，于文字训诂外，对思想史有关的典故，亦择要引述。这样一个主张或不至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所计划的丛刊的旨趣相违背吧！
二十多年前，当我初在台湾大学讲授《论语》时，我以为《论语》这部书，从汉代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训释，需要我们作新解的地方当不会多。但讲授不久，即觉得现在通行的注本，没有把旧时许多误解匡正，而旧时若干通达的义训，反而废置不用；至于《论语》经文应重新订定的地方，似亦不少。这使我有重新校注《论语》的志虑。十年前我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设置的“胡适纪念讲座”，亦是为了得以完成这件事情。我所写的论语讲稿，本以《论语校注》为名；现在这部书里的“今注”，可以说是节录《论语校注》而成的。
这部《论语今注今译》的初稿，是台大中文系讲师宋淑萍女士代我编撰的，我只略有更改。最后的清稿，则是张菊英女士所校缮，亦有斟酌损益的地方。这两位的赞助，是我十分感谢的。
一九五八年我草成《〈论语〉里几处衍文的测议》时，曾蒙胡适之先生予以严格的批评。现在胡先生过世已十余年，这部论语新注已不能得到他的教正，我心里自难免惆怅。
俞大维先生知道我从事《论语》的注释，便将他所有而我所没有的关于《论语》的书给了我，并且提示若干对于写作这书的意见。我生平在学问上受到他的益处，自不止在《论语》；但即就《论语》讲，我亦有一个难以忘记的故事。往昔同在柏林时，有一天他对我说，《论语？阳货》篇的“匏瓜”，以讲作星名为合：匏瓜记于《史记？天官书》；周诗已有箕斗，春秋时当已有匏瓜的星名了。我虽在大学时即知道皇疏有星名的“一通”，但只当异闻。现在听到俞君的话，觉得“择善而从”的重要。这件事影响我后来读书时对先哲学说取舍的态度很大，所以五十余年来没有忘记。
近几年来，吴大猷先生每次从美回国时，一见面必问起我的《论语》。他平常写作的敏捷，是我所衷心敬服的；他关心我《论语》的工作，对我自然是极恳挚的劝勉。张菊英女士于今年春天和我结婚以后，于烦劳的家务外，又帮我阅读校样，使这书得免去好几处严重的错误，这是我所特别感激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日 毛子水
《论语今注今译》凡例
一、这部书所用的《论语》经文，大体上是以汉唐石经为主而校以元翻廖本、邢疏本、皇疏本、正平本，以及释文本和朱氏集注本的。这些本子里的经文和这部书所用的经文有不同的地方，除非极不重要，都在注释中记明。
二、若传世经文显然有错误而历来学者有极合理的校议的，我们必于注中记出。（朱子集注记刘安世所见“他论”述而篇“加我数年”章的“五、十”作“卒”；金履祥以为当刘安世时，古来民间传写本或尚有存在的。我们现在想起来，金氏的推测，似难符合事实。刘氏所见，或由于一个学者或一个抄写者的臆改，不见得真是“古本”。但以“五、十”为“卒”字的误分，虽然证据不充足，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想法。朱子记下这个“异读”，是有理由的。）若前人校议所不及而为我们所见到的，亦必于注中记出。
三、这部书的解释名为“今注”，乃是因为所用的解释都是现在所认为最讲得通的。旧时解释有合这个标准的，便直用旧解的原文。凡引用前人的文字，有删节而没有改动；偶有加字以连接文义的，则字外用〔〕为记。若采用的旧解文义太晦，读者参看“今译”，当可明了。若没有合用的旧解，则所用的新解必是现代的语体文的。
四、集解和集注若义训相同而都可采用，通常采用集解；若集解文义太不明晰，便采用集注。
五、书中引用何晏等的《论语》集解，原有姓氏的，悉标原氏，如“包曰”、“郑曰”、“王曰”、“孔曰”等是，这些标记上，不再加“集解”二字。如原为何晏等所自注，则引文上只标“集解”二字。引皇侃《论语义疏》的，则标“皇疏”二字；引邢昺《论语注疏解经》的，则标“邢疏”二字；引朱熹《论语集注》的，则标“集注”二字（但有时亦称为“朱注”）；引刘宝楠、刘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的，则标“刘疏”二字。其余引文，则标明书名或著者姓名，或两样并举。但若于引《礼记》后即引郑玄的《礼记注》，则只标“郑注”；于引《说文解字》后即引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则只标“段注”。余例推。
六、书中所引的集解，是据天禄琳琅丛书印行的元翻廖本、学艺社影印的宋刊邢疏本、日本正平版刊行会印行的正平本或怀德堂印行的皇疏本的；集注则用吴志忠的刻本；刘疏则用同治丙寅的原刊本。其他所引，都用现时所能得的最可靠的版本。
七、所有可以了解的经文，注释后另附语体的译文。如经文为我们现在所不能全懂，或懂不得七八分的，则译文从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