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的诗歌或“海子的神话”，对当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喜爱诗歌的文学青年，更是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在我个人看来，这一影响最重要的价值，还是体现在价值、伦理层面，在一个全面世俗化的世界里，海子的诗歌生涯证明了对诗歌、对想像力的追求，还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使命”甚至“命运”。
1，海子与海子的死
依照这门课的惯例，首先要介绍一下诗人的基本情况：海子，本名查海生，与20世纪两位文学大师穆旦（查良铮）、金庸（查良镛）同姓，他于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当时年仅15岁，在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曾与他的好友骆一禾、西川合称为北大诗歌的“三剑客”。其中，骆一禾不仅是海子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诗歌最重要的阐释者，在诗歌写作及批评方面都有卓异的建树。不幸的是，在海子去世后几个月，他也因脑病而亡故，这也是当代诗歌的一大遗憾。西川的名字，大家一定也很熟悉，作为当代诗坛的一员“压阵大将”，他的诗歌不仅被广泛传播，而且还有随笔、游记等著述，甚至“写而优则演”，前不久还在新锐导演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中，出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看这部电影，欣赏一下西川的风采。1983年，海子从北大毕业，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孤独一人住在昌平县城，由此开始了一种高强度、或者说是“冲击生命极限”的诗歌生涯。1984年以后的5年间，他先后写下了近300首高质量的抒情诗歌和一系列诗剧和长诗。这些作品经友人整理，被命名为《太阳》七部书。大家可以想一想，“书”是一个特殊的名字，我们只用它来命名那些对人类经验构成总结性的“大作”，比如《新旧约全书》、《亡灵书》等，用“书”来命名海子的诗歌，在某种意义上，也暗示出海子对诗歌的特殊理解和期待，这一点下面我们还要重点讨论。1989年3月，海子选择在山海关附近的一处山坡上，卧轨自杀，年仅25岁。
海子的死，引发了诗歌界、以及社会上的持续反响，正如他骆一禾所称：海子的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悲剧，一种精神氛围。自古以来，诗人、文人自杀，就似乎一定要包含特殊含义，必须从精神的、文化的层面给出更高的解释，海子的死，经过友人和评论家不断解说，也不断被象征化，甚至“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这一神话包含许多部分，比如贫穷、孤独、不被理解的诗人形象，为诗歌“殉道”的圣徒精神，对世俗化、物化世界的抗议，对超越性、终极性境界的冲击，以及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理想的终结等等。更有甚者，有论者还认为海子选择“山海关”这个地方自杀，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种族之门”，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扣击它，从而向历史的权威挑战。另一种思路，是不断将海子的写作哲学化，从中演绎出当代最时兴的哲学理论，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很多谈论海子的人，其实更关心他们自己，他们不过在借“海子”表达自己的想法。针对种种“过度阐释”，西川在一篇文章中，曾提供了一些更为具体的解释，譬如，他谈到海子曾因练气功而产生幻听等现象，还在给一封遗书中说到某人要谋害他，要家人为他报仇，而在诸多因素之中，情感生活的挫折，可能是他选择死亡的主要导火索。谈论这些问题，并不是要消解所谓“海子神话”的光环，而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具体的生活、具体的困境，即使是海子这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
据说，在海子死后的几年之内，先后有不少于14位当代诗人离开了人世，这里面包括另一位北大诗人戈麦和更为有名的顾城。在上个世纪末，“诗人之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有兴趣的同学还可以继续这方面的探讨，这里我们就不再细说了。无论怎样，海子的诗歌或“海子的神话”，对当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喜爱诗歌的文学青年，更是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在我个人看来，这一影响最重要的价值，还是体现在价值、伦理层面，在一个全面世俗化的世界里，海子的诗歌生涯证明了对诗歌、对想象力的追求，还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使命”甚至“命运”。这类似于某种诗歌的“职业伦理”教育，让许多刚刚接触诗歌的青年，确立了自己对诗歌的信念。当然，影响也有不好的一面，对海子的热情崇拜，也使得大量模仿者产生。比如，“麦子”是海子诗歌的一个关键意象，竞相书写“麦子”也一度成为诗歌的风尚，有人就戏称当时中国诗坛上“麦子大丰收”。在这里，我不妨也讲讲个人的一些经验。在大学时代，我也曾是一个海子诗歌狂热的追随者，从阅读到朗诵、从抄写到模仿，一应俱全。有一年春天，一些喜爱诗歌的朋友结伴去植物园。那时的文学青年难免“矫情”，记得出门时一个喝醉的朋友，竟然在门口席地而坐，对着迎面而来的游客高声朗诵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一大胆、怪诞的行为，引来了游客的惊异与不解，有人鼓掌以示接受祝福，也有好心人误会了朋友的本意，竟在他身边投下了零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