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此类诗文，就像蒲积中说的，不只希望知道四时节序，更想了解、鉴赏骚人文章。说到文章，擅长不同文体的作家，对时令的感觉与表达，很不一样。另外，还必须考虑时代的差异。
北京当然还有很多可说的，我只是挑了四篇文章，让大家欣赏文人笔下的春夏秋冬。这四个人，文化身份及趣味不太一样，张恨水是长篇小说家，郁达夫是短篇小说家，周作人是散文家，邓云乡则是学者。虽说“秦时明月汉时关”，永远的春夏秋冬，但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用文字所构建起来的“北平的四季”，还是有其局限性的——既没有明清，也不涉及当代，基本上是1920—194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选择最为常见的“春夏秋冬”，那是因为文学与时令不无联系。不管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还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些都属于人类的共同记忆，不会因时间流逝或意识形态转变而失去意义。中国文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春夏秋冬有其永恒的意义。北宋时，宋绶编过《岁时杂咏》，共二十卷，收汉魏至隋唐诗千五百首，这书后来散佚了；南宋初年，四川人蒲积中有感于此书未收同样光彩照人的宋诗，于是着意重编，扩充成四十六卷的《古今岁时杂咏》，收诗二千七百余首，按一年四季的节气时令，如元日、立春、寒食、清明等收诗。按《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古来时令之诗，摘录编类，莫备于此。非惟歌咏之林，亦典故之薮，颇可以资采掇云。”这跟蒲积中《序》中的说法意思相通，可互相补充：“非惟一披方册，而四时节序具在目前，抑亦使学士大夫因以观古今骚人，用意工拙，岂小益哉！”
至于北京的岁时诗文，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曾整理出版了北京图书馆所藏乾隆年间佚名编辑的《人海诗区》，共四卷十六门，其中卷四有“岁时”门，先分体（五古、七律等）再依时令排列，有点杂乱。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只是卷二“城东内外”中有一门，题为“春场”，在介绍“东直门外五里，为春场”时，顺带描述一年四季的各种习俗，同时引证了若干诗文。北京岁时诗文，最为集中，且最精彩的，还是两本清人的著述，一是清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一是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
读此类诗文，就像蒲积中说的，不只希望知道四时节序，更想了解、鉴赏骚人文章。说到文章，擅长不同文体的作家，对时令的感觉与表达，很不一样。另外，还必须考虑时代的差异。作为一个博学且通达人情的散文家，周作人之谈论“北平的春天”，蕴涵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不只是北京的春天太慌张，北京人的生活也不够优雅、不够腴润。与周作人的话里有话、但点到即止相反，郁达夫非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可。郁主要以小说名家，但我以为，他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套用他评苏曼殊的话，浪漫感伤的郁达夫，也是人比文章还可爱。浪漫派文人的共同特点，就是特感伤，表达情绪时不节制，有时候显得过火，就像刚才说的，《故都的秋》最后那段抒情，我就不觉得有必要。
张恨水是一位长篇小说家，他谈都城、讲四季，都带有介绍风土人情、以便你进入小说规定情景的味道。刚才说了，通俗小说家比先锋派作家往往更有文化史的眼光，比如同样提及京城里的洋槐，郁达夫只说他如何如何感动，张恨水则告诉你洋槐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它与刺槐的区别在哪等。最后一篇《未名湖冰》，其实不是美文，是文化史札记，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是一本以随笔体书写的著作。邓不以文采见长，可他趣味广泛，书中旁征博引，介绍了很多相关知识。
假如大家对城市有兴趣，请记得，不能只读诗人、小说家的东西，必须将其与学者的著作参照阅读。前年我在伦敦访学，抽空去了一趟剑桥大学。去之前，找了好些谈剑桥的书看，最后发现，有两个人的东西不能不读。一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是萧乾的《负笈剑桥》。剑桥大学的教授告诉我，华人来此，很大程度是受徐志摩诗的诱惑。那么多人大老远跑到康河边漫步，就因为一首《再别康桥》。可我发现，徐志摩的诗文，包括《我所知道的康桥》，都不合适作为“旅游指南”。因为诗人只顾躺在康河边，望着蓝天白云，驰骋想象。而萧乾不一样，作为著名的小说家、战地记者，又曾经在这泡过两三年图书馆，对于这所大学的历史、建制、风景、学术特征等，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因此，虽然是四十年后重返剑桥时写的，《负笈剑桥》这篇长文，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知识。我想，这大概是通例，诗人、小说家激发你浓厚的兴趣，记者、历史学家给你丰富的知识。诸位以后出门旅行，做功课时，最好同时读两种资料，一是文人写的，一是学者写的。这两者拼合起来，才是一座既有前世今生、又充满生活情趣的“文学的城市”。不管你假期准备走访北京、上海、杭州、西安，还是希望游览巴黎、伦敦、纽约、柏林，这个提醒都是必要的。
2004年3月30日根据录音稿整理成文，同年11月25日删繁就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