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体生存困境的揭示
我们今天作出一个抉择，我想我们还是进去吧。
在进入鲁迅的内心世界之前，还有的点需要说明，首先要说明的是，《野草》虽然蕴含着鲁迅的哲学，但却是用文学的混杂、模糊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而且是要靠着每一人自己在阅读中去感受的；但我们为了在这里作介绍、讲解，就不能不将其明晰化，这样，就存在着把鲁迅丰富的思想简单简单化的危险，因此，我今天的演讲，唯一的目的就是促使诸位对鲁迅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野草》产生兴趣，等到大家自己去读《野草》，我讲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可以弃之不顾；听讲的时候，也就不必记笔记，我姑妄言之，你们姑妄听之就是了。其次要说明的是，在鲁迅的人性观中，人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对于作为群体的人及其生存困境，鲁迅有许多深入的思考，但这不是《野草》的关注重点，我们今天暂不作讨论，鲁迅的《野草》主要是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凝视，是对作“个体”的人的生存困境的无情提示：
首先要介绍中的是，鲁迅在《野草》里，是把人的个体生命放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纵座标上考察其意义与价值，提示其困境的。
先看看“未来”。人们在对于自己的现实处境，有着种种不满时，最容易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于是，古今中外，都有关于“未来”的种种设想，例如西方的“乌托邦社会”，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等等，鲁迅统称之为“黄金世界”。人们通常把这样的“黄金世界”看作是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绝对完美、绝对和谐的理想社会，是历史、社会、人生发展的终结。但鲁迅却尖锐的问道：“黄金世界”还有没有黑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预言还会有将“叛徒”处“死刑”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会这样？鲁迅有一个高度的概括：“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过去、现在如此，恐怕将来也如此。当然，将来的“黄金世界”里，“阔气”的标准会和今天不一样，但那里也依然存在着“曾经阔气”、“正在阔气”与“未曾阔气”这样三种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免不了要斗争，而且“正在阔气”的掌权者，也一定会把“未曾阔气”因而要求“革新”的人，视为叛徒，而将其处以死刑。这样，鲁迅就在人们认为结束了矛盾、斗争的历史终结处，看到了新的矛盾，新的斗争，以至新的死亡。这就是“于天上看见深渊”。鲁迅由此而否定了一切“至善至美”的东西的存在。他说，如果有至善至美（十全十美）的人，那大多数人都不配活着；如果有至善至美的书，图书馆就得关门。人们在吹捧某一件东西，（例如绘画、音乐作品）时。总喜欢说还到了“绝境”。鲁迅说什么到“极境”？“极境”就是“绝境”。这类极致，绝时、完美等等说法，都是自欺欺人的“神话”，鲁迅在《野草》里的许多作品中都展开这种讨论。
如《野草》的第一篇《秋夜》写了两个梦，意味深长。秋天的晚上，走到院子里，会看见一朵“小红花”一边冻得瑟瑟发抖，一面却在微笑，因为她记得一位诗人对她说的话：“秋后要有春”。——这位诗人同学们知道是谁吗？（有同学回答：“雪莱”）对，这是英国诗人雪莱的著名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诗对我们这一代影响是相当大的，它曾鼓舞我们以乐观的态度，去对待面临的种种困难，但如果仔细分析，这种乐观主义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春天一定要到来”。小红花旁边长着一株枣树，枣树他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春天不会永驻人间，但仍然把它的枝干铁似的直刺天空。也就是说，它是不以春天是否一定到来为前提的，即使“春后还是秋”，它也要进行反抗。这确实是两种哲学：前者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并不可靠的（或者说是自己想象中的）所谓“光明的春天般的未来”，这是一个弱者的选择，它的乐观主义是虚幻的；后者才是真正的强者，它的反抗，完全是自己的独立选择，并且建立在自己的努力、奋斗上，不对其他力量（包括末来）抱任何幻想，也就不存在任何依赖（依附）。鲁迅在写给当时还是他学生的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你们年轻人的奋斗，是以“光明”的必然到来为前提的；而我，却对未来不抱希望，我就是要与“黑暗”捣乱而已。
《野草》里的 《过客》同样展开了这样一个哲学讨论，“前方是什么？”仍有两个答案，小女孩说“前面是花园”，小女孩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老人则回答说：“前面不过是坟。”老人是个现实的悲观主义者，但显然老人的判断更接近真实，可确定了“前方是坟”以后，仍有两种态度，老人和过客的态度，老人认为既然前面注定了是坟墓，人的奋斗就没有了意义，不如趁早休息；这客则表示，尽管明知道前面是填充，奋斗没有好结果，但仍然要往前走，他觉得前面有一种“声音”一直在呼唤着自己。过客的态度，也是鲁迅自己的选择。
当人们不满意于自己的现实处境时，还有一个去处，就是“过去”，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怀旧”，这些年来，老同学聚会颇为流行，我就经常接到参加这样的聚会的邀请：从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直到研究生同学。而且似乎有一个规律，最喜欢回忆“当年如何如何”的同学，他的现实处境往往不太好，人们还喜欢请老将军作报告，我也发现了一个特点：所有的报告人，都是眉飞色舞地回忆“当年事”，却从没听说有人讲当年如何打败仗，怎样狼狈不堪的。难道他们真的就是百战百胜吗？不是的，有的人恐怕还是打败仗的时间更多，只是他们今天不愿回忆罢了。仔细想想，这也是人之常情：（或者说大多数人）本性是软弱的，总喜欢“避重就轻”。在回忆往事时，对过去生活中的痛苦与欢乐，错误与正确，丑与美，重与轻……，总是选择，突出、强化后者，而回避、掩盖、淡化前者。这大概是一般人所难以避免的。但是，鲁迅则不同，他的选择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在《野草》里，有一篇《风筝》，是回忆童年生活的，但他所回忆的，正是人们所最不愿回忆的一件不光彩的事；一天，他发现小弟弟躲一个角落里，用纸与竹片扎风筝，就拿出大哥哥的“权威”，不由分说地把风筝撕毁了。鲁迅不但以他特有的严峻态度，写下了这件事，并且称之为“精神的虐杀”，而且不给补偿的机会：后来我特地约小弟弟再放一次风筝，但这时两人都已有“有了胡子了”。而当我向小弟表示歉意时，小弟已全无记忆了。这就是说，在鲁迅看来，这童年的“罪过”不但不能弥补，也是无从宽恕的，这样的“回忆”是相当严格的；鲁迅在文章的结尾特意表示，他不愿沉湎于“春日的温和”，却要“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他其实也是要求我们读者，要正视（而不是回避）生活（生命）中一切严峻的方面，包括我们在“过去（童年，历史）”所犯的一切过失，不要在回忆中把它美化（理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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