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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
15,宋子文也沾了光
作者 : 陈风
    1928年1月初,蒋介石由上海回南京"主持大计",并且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随即,宋子文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之职。

  

    从1928年初至1933年末,宋子文出任财长的6年,正是刚刚建立的南京政权巩固和扩大其统治范围的阶段。蒋介石地位并不稳固,不断受到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党内反对派,胡汉民、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孙科等,不甘屈居蒋介石之下,数次倒蒋;二是地方军阀冯玉祥、阎锡山、石友三、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陈济棠等不时起兵倒蒋;三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使天下穷苦人得到解放,在贫瘠的山区建立根据地,蒋虽视之为心腹之患,多次"围剿",都未成功。

  

    在面临着各种挑战面前,迷信武力的蒋介石不从通过政治对话、谈判去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战争。于是宋当财长的几年,战争成了家常便饭,每天都有枪炮声,到处都是啼哭声。掌管财政的宋子文充当着蒋的"军需官"。他当财政部长,主要是不断地为蒋开辟"饷源",其手段有:

  

    (1)增税。

  

    1928年1月宋子文以"军用盐斤加价"的名目,规定对江浙两省各岸实施盐斤,正课及附税之外,每担加价1元,按宋子文的估计,这样每年可以增收四五百万元。2月15日,规定淮北盐斤行销皖豫者,每担加收1元5角。3月1日起,又把盐税加价的做法推行到了各地,统一规定行销各岸盐斤,每担均加价1元5角。

  

    (2)实行关税和盐税改革。

  

    1928年6月,在国民革命军攻克平津,将奉军势力驱出关外后,宋子文认为中国实现关税自主的条件渐趋成熟,为此他展开了一系列外交努力,同美、英、法、德等列强签订了关税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关税自主,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特权体系上找开了一个缺口。此外,宋子文恢复和改进盐务稽核所,使盐税的收入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3)裁撤厘金,开征统税。

  

    从太平天国时期就出现,并沿袭了近80年的厘金制度,导致了严重的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成了各地种种苛捐杂税得以肆行的渊薮,严重妨碍了商品的流通,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如从四川荣昌运销麻制品到300里外的重庆,除正税外,沿途所需缴纳苛捐杂税15次,四川铁机所缫之丝,成本每箱不过500余两,按每箱800-900两的售价,即可获利,但是,"乃以苛捐杂税重叠横暴之故,成本多至一千一百两,遂致亏本,丝业将致停闭。在农工商田蒙极大损失,在国家财政亦受大害。"宋子文看到厘金的危害,采取措施冲破阻力,于1930年底发布了裁撤厘金的通电。

  

    (4)强化中央银行,限制商业银行。

  

    1928年10月,南京方面宣布组建中央银行,宋子文任总裁,拨出了1040万元现款,1110万元金融公债作为资本。"中行"享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和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等特权,成为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在全国银行界处在执牛耳之地位。在宋子文的大力扶持下,中央银行成立不久业务便有了很大发展。从1928年到1933年,资产总数增加近10倍,存款增加近17倍,货币发行增加了近7倍,纯收益增加达60倍,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行、支行、办事处、代理处,并在纽约、柏林、日内瓦、伦敦、巴黎也有它的代办机构。

  

    但是,当时几家势力雄厚的私人商业银行也不甘示弱,与"中行"争夺市场。宋子文采取措施--半靠特权半靠入股,半靠政治高压半靠经济手段,力图驾驭它们。首先他看准往日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强行命令"二行"的总管理处和总行由北平迁往上海,以便于左右,再向"中国银行"强制加入官股500万元,"交行"800万元。到1928年10月、11月,分别公布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条例,规定"中银"以经理汇兑国际货币为主要业务,并有权发行换券和钞票,经营存放款及协助进出口等。"交行"则负责建设、工商贷款及一般业务,开始把"两行"纳入南京政府的金融轨道。

  

    (5)发行公债。

  

    1928年7月10日,宋子文宣布"加募"续发二五库券1600万元,其后又发行了卷烟税国库券1600万元,军需公债1000万元。据统计,从1927年到1934年,南京政府共发行14.61亿元公债,7年间的发行量相当于两年的政府财政净收入。这些公债按票面七折流通市面,而宋子文将公债五折卖给江浙财阀控制的银行,这样宋子文和承销者都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南京政府利用这些公债,充当军饷,购买枪械,收买部队。

  

    从1928年起,宋子文出任南京政权财政部长6载,这期间,他还兼任过不少重要职务,2月兼任国府委员,4月兼任财政监理委员,外交委员会委员,8月兼预算委员,9月兼禁烟委员,10月兼任中央银行总裁。1929年1月兼"首都"建设委员会常委,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国防会议委员,国军编遣委员和常委,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5月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30年1月兼国府委员和行政院副院长,1931年8月兼救济水灾委员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932年8月兼代理行政院长,全面掌管财政大权。这一系列头衔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对大舅子的青睐、偏爱和宋子文权势的显赫。
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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