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流亡海外后，宋嘉树继续以出版商作为他的公开职业，这期间，宋嘉树的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起来。华美书馆陆续出版了许多世俗和宗教书籍，其中包括由他的老友柏乐文出主意编印的中国最早的方言《圣经》之一--《苏州方言圣约书》。随着事业的发展，宋嘉树在上海滩的名气越来越大，西方人都称他为"印《圣经》的宋查理"。他同别人合资创办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中国出西方教科书，并且大量印刷商业簿册报表。以后，这家印书馆成为中国最优越、最古老的出版社之一。在卡尔的鼓励下，他还投资兴办了香烟厂和棉纺厂。到1904年，宋嘉树的事业又上一层楼，他的私人产业已相当殷实。
然而，宋嘉树经商的同时，仍然把相当多的流动资产献给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为了帮助革命者有秘密的较为安全的活动场所，宋嘉树专门创建了上海华人基督教青年会。革命党的一般成员就经常在那里开会和相聚。为了不引起清政府密探的注意，革命党的高级领导人仍旧在他虹口的宅第或他在山东路的老印刷所开会。
这时，宋嘉树已经中年了，体态有些发胖，但是他的眼神里总带一丝哀愁。他身穿皱巴巴的宽松裤和白衬衫，脖子上松松地系着一条蓝色斜纹领带，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愁眉苦脸的穷编辑。在他的西方朋友中，只有步惠廉等少数人知道他的心境和底细。他虽然拥有富裕的生活和有名望的地位，但却要时刻牵挂着、注视着革命运动；他虽然表面上还算安全，但又不得不防备着随时都有的杀身之祸。为了预防万一，他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
同盟会成立后，宋嘉树千方百计地为革命党筹集经费，为此，1905年秋，他远渡重洋去美国为革命募捐。
这是他阔别美国20年后再次踏上这片曾给予他希望、塑造了他的命运的国度，与20年前漂泊异域的穷孩子完全不同了，他现在是以一个富有成就的实业家的身份访美的。
他这次远航完全是一副阔人派头，在太平邮轮公司的一艘轮船上独自一人包了1间舱房，气派不凡。他大腹便便，身穿藏青哗哔叽套装，头戴一顶他最爱戴的浅顶软呢帽。当轮船抵旧金山码头时，他受到"致公堂"成员的热烈欢迎。
"致公堂"是在美的华人设立的一个帮会组织，总部设在斯波福德巷36号，门口挂的牌子是"世界华人自由共济会"。在这里，宋嘉树被人介绍，认识了许多在美国的华人银行家和实业家。由于华人在美地位低下，备受歧视，华侨无不渴望祖国强大。因此，许多腰缠万贯的美籍华人，满怀爱国热忱，慷慨地为革命党筹集了一笔为数可观的经费，这使宋嘉树大为振奋。
在美期间，宋嘉树还专程到北卡罗来纳州去拜见了他的恩人朱利安·卡尔。当宋嘉树同卡尔在达勒姆火车站重逢的时候，卡尔欣喜地看到，如今站在他面前的宋嘉树，已不是1881年从威尔明顿来的列车上走下来的那个笨拙腼腆的中国少年了，而今已是一个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的大富翁。他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如今已和自己不相上下。这使一直资助宋嘉树的朱利安·卡尔终于有了当上伯乐的欣慰心情。
在随后的几周里，宋嘉树在卡尔的家中，私下向他的恩人透露了这次来美国的真正目的，并详尽地介绍了清政府的腐败以及数次武装起义的失败经过，揭露了清廷残酷虐待、屠杀被俘的革命党人的罪行，并说如果推翻清政府，革命取得成功，西方的文明才能真正传播到中国去，基督教才真正可能给中国带去福音……
卡尔是个具有慈善家禀性的大富翁，当他听说大批革命党人被活埋、刀剐、砍头时，不仅义愤填膺，出于人道的救助和一贯对宋嘉树的信赖，他立刻答应提供一笔数额巨大的经费。宋嘉树在达勒姆之行结束后，乘火车北上纽约市，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原来，他在北美四处奔波，为革命党筹集经费。
这次北美募捐，他用了半年的时间。
回上海后，宋嘉树向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缴了200万美元。
由于宋嘉树筹集经费获得了很大成功，同盟会任命他担任司库。他过去是非正式地担任这一职务，现在则正式成为革命的"理财人"。同时，他继续兼任孙中山在上海的党部的执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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