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到台湾后，蒋氏父子在用强力解决了党内反对派政学系之后，就又腾出手来采取一系列手段，迫使扮演“忠诚反对派”角色的ＣＣ派开明分子就范了。
１９５８年７月，蒋介石在中央评议委员会议上讲话，怒斥“本党的党员，尤其是在中央五院的党员，与党外的自由主义者随声附和，以反党为自由，以脱党为民主”，“直接间接充任敌人破坏我们革命与反攻的工具，而自以为他们是民主自由的斗士，试问最近两三年来，在政治上哪一件摇惑社会的事件，哪一次影响政局的纷争，不是本党党员在议会与舆论上发动起来，推演出来的呢？这样的一个党，根本就够不上是一个革命民主的政党。”
为此，在蒋介石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决定开展党员重新登记，计划方案是要制定党的“规约”，凡愿登记者，必须宣誓遵守规约，尊重组织，服从党魁。登记的目的是使党员“执行中央的决议而不再分歧，笃信革命的领导中心而不分派系”。所谓“革命的领导中心”就是蒋介石个人。
实际上，蒋介石发起的这次对党员的重新登记，完全是针对ＣＣ派的“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来的。因为蒋介石已把话说得很清楚：“凡是其有不满反共革命现状，或已失去对党与领袖信心的，都可在此登记时期不再登记，就算已脱离本党，还他自由。”
当时，国民党中央的很多大员都担心不登记的人过多会产生副作用，特别是把一些享有终身制的ＣＣ派“中央民意代表”推出党外，对国民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蒋介石针对这种情况说：“预料这次登记，其不愿意登记不参加编组的人，当不在少数。”但是，蒋介石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执意要搞，并以孙中山关于“革命党员贵精不贵多”的话，训勉全党。
恰恰在这个时候，岛内的党外“自由分子”发出组织反对党的呼声，并准备吸收国民党内的自由民主人士参加。蒋介石一见风声不对，更不想为渊驱鱼，只好把“登记”一事顺势搁起。其结果，本来作为蒋介石打击对象的ＣＣ派得以继续扮演其“忠诚反对派”的角色。
不久，陈诚“内阁”提出“电力加价案”，呈请立法院批准。ＣＣ派的开明“立委”认为，此项涨价是为电力设备扩充资金，应从其他渠道集资，不能把负担转嫁给平民百姓。为此，立法院内掀起争论，企图阻止“加价案”通过。对于ＣＣ派的这次行动。蒋介石的态度非常坚决。在他的授意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开除领头的反对者，强行提出：对于中央决议，无论个人意向如何，表决时，必须投赞成票。于是“加价案”强行通过。
蒋介石敲山震虎，又大唱团结高调，对ＣＣ派的某些人示恩，让ＣＣ老将陆京士出任中央党部政策委员副秘书长，在“立法院”、“监察院”的国民党团也为ＣＣ派留出委员名额，以平息该派的对立情绪。
１９６１年初，ＣＣ派与主流派之间又爆发一场冲突。起因是蒋介石为了加强对立法院的控制，接受ＣＣ派的张道藩辞去立法院长职务的请求，并提出由内亲蒋经国、黄国书和倪立亚为新任立法院正、副院长。
张道藩是在“改造”运动后，仍保住中常委地位的极少数ＣＣ要员之一，在任立法院长九年中，立法院内屡生风潮。以蒋氏父子为代表的中央党部认为张不能协调立法委员配合党的政策，而扮演忠诚反对派角色的ＣＣ派分子则认为张过于屈从上层压力。张道藩在两头挨骂不讨好的情况下，几次甩手不干，递交辞呈。但是，蒋介石考虑到惟有张道藩才能对ＣＣ派立委施加影响，所以一直不肯接受他的辞呈。直到１９６１年２月，蒋介石决心以强硬姿态整肃ＣＣ派，才准予张辞职。
张道藩的下台，无疑是ＣＣ派的一大失败。从此，立法院立委的议席，已非ＣＣ派所能染指。ＣＣ派的立委们又不甘心失败，便串通了民、青两党立委推出邓翔宇与倪文亚竞选立法院副院长。蒋介石又勃然大怒，再次用党纪约束ＣＣ派，强令他们投票选举倪文亚。
１１月，国民党召开八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作《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的报告，再次对国民党的组织状况和纪律状况予以批评。这一次，蒋介石又特别点了ＣＣ派的名。谈起上次倪文亚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一事。蒋说：“在上次立法院副院长选举的时候，一部分反党分子，竟然公然违背中央的决定，与党外勾结合力来反党倒党，这还能算一个党员吗？还能算是革命的干部吗？而中央纪律委员会竟也熟视无睹，根本没有对中央大会提出检讨，你们的党性何在？而党的纪律又何在呢？我们对于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还能延误吗？”
虽然蒋介石声色俱厉地三令五申，但是，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仍然推迟到一年后，才正式开始。
在这一年里，国民党组织部门通过各种方式，软硬交攻，终于分化瓦解了ＣＣ派。
在此基础上，国民党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分三批进行党员登记。
这次登记结果，中央从政党员登记率达９９.９％，只有０.１％没登记；一般党员登记率达９９.３６％，只有０.６４％没有登记。蒋介石看到结果后，“甚为兴奋”，称“获得了出人意料之外的成效”，并称他本人从登记结果中，“自知过去对一般同志估计错误，现在一发现，所以乃得转郁结为轩豁，转悲观为乐观。”
党员登记之后，国民党照不同社会分工和政治需要，对党员重新编组，加强党小组的活动。蒋介石提出把各个党员自己签署的“实践规约”附在党证后面，在小组会议上经常进行自我检查和相互检讨。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对干部的考核和监察。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国民党召开“九大”。蒋介石在会上指出：“重新登记以后，大家亦能遵守誓约，根据党的领导来活动，这在各级组织，特别是民意代表中间，有显著的绩效。”
蒋介石这里讲的绩效，主要是指迫使ＣＣ派就范这件事。
【点评】蒋介石为收服ＣＣ派，借整顿党纪之名，历时多年，或软或硬，多种手段并施，终于把ＣＣ派上下搞得分化瓦解，销声匿迹，此种政治谋略和恒心为常人所不及。欲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而进行，却又巧借名义，明暗两处下手，明压制打击，暗施诡计进行分化，强人与谋略并用，最终事竟成。这就是蒋介石的经世风格。蒋氏的处事术是强盗处事和奸雄处事的结合，具有常人难敌的“杀伤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