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９日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逮捕西北总部的秘书宋黎（中共秘密党员），但被十七路军特务营的巡逻队截了下来，并立即报告了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杨虎城把这件事通知了张学良，让他派人去接宋黎，同时，孙铭九也来报告说，参谋秘书室的关沛苍，因去宋黎所住的西北旅社了解情况，也被省党部的特务捕去。张学良感到很突然，怀疑是否是联共抗日的事泄露了，同时他认为宋黎是个热心抗日救国的好青年，特务随便捕人使他很生气，于是命令孙铭九带人去搜查省党部。
接着，张学良又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请来，声色俱厉地问：“你可知道省党部的人在街上抓走我的部属吗？我决不能容忍，已派军队去搜查了。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邵力子从未见过张学良这样严厉的态度，回答说：“副司令息怒，我确实不知道这件事，马上向省党部查明。”
３０日清晨４点，邵力子向张学良汇报说：“经省党部委员查明，这事是调查统计室的人办的，有委员长的命令，逮捕刘澜波、栗又文等四个共产党员，但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错误，现在托我向副司令请示。”
张学良对邵力子说：“什么共产党，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很对不起你，深夜惊动，请回去休息吧。”
从搜查来的文件中，没有发现他和杨虎城联共的任何情报，这才放心。但此事重大，又有蒋介石的命令，张学良于是立即电告蒋介石，自请处分。电文中先叙述陕西省党部无视他中央常委和副司令的地位，直接逮捕西北总部成员，是不信任他，“不信任总部，群情激愤，迫不得已，遂向省党部索还被捕人员。唯因事出子促，未能事先呈报钧座，请予处分。并拟将刘澜波等交总部军法处审判。”
蒋介石这时还在广州处理两广事件，隐忍而不发，在批复张的电报中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予以处分一节，应免置议。”
张学良于是把刘澜波等人交总部军法处，由江雄风处理。江是复兴社特务处派来的。张学良交代江说，对人犯一不许用刑，二不得离开西安。同时派人通知被审理人员，要他们在法庭上做斗争。刘澜波等人在审讯过程中，按照张学良的嘱咐应付审判，江雄风没有办法，只好释放，他们还在法庭上把国民党不抗日大骂一通。
这场被称为“艳晚事件”（艳是旧时报电２９日的韵目）的风波，大长了西北抗日人士的志气。张学良认为这件事已经过去。９月，潘汉年路过西安时，提醒张学良，蒋介石是不会忘记这件事的。张学良于是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出面，向蒋介石说项。
莫老先生奔波了一个多月，１０月才在杭州天竺别墅见到蒋介石，向他解释张学良对他的忠心。蒋介石却只是嗯嗯几声，既无愠色，也无谅解之意，最后只说了一句：“张副司令教训教训他们是应该的。”
莫德惠察觉不妙，对陪同他前往的总部职员吴家兴说：“看来，蒋是居心叵测呀！你回去要对汉卿说，要他多加小心。”
【点评】“艳晚事件”是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一次不宣而战。反映了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在抗日问题上深刻的矛盾。但是，蒋介石在处理这件事时，表面上不动声色，宽宏大度，似乎一付全然不在乎的样子，其实暗藏杀机。
在政治争斗和处事之中，蒋介石有“老狐狸”之称，遇事他不动声色，表面上给人以宽宏大度的领袖风范，其实他心中早就有了“乾坤之计”，只待时机一到，他就会新账老账一起算，一跃而起，采取行动。因此，越是他处事冷淡漠然之时，越是他杀机顿起之时。他此一处事之术十分老道，常能蒙骗住许多人，也使许多人大遭其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