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互相认识后，郑一俊向新生们介绍起了儿童院的生活：“儿童院对孩子们照顾得很好，每天除了三顿饭外，还有一顿茶点，早饭后有水果吃；下午老师给大家发糖果或者饼干。这里还开设了兴趣小组：男孩子一般学木工、钳工，女孩子学刺绣、缝纫等等。当然，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组，我就负责摄影组，你们谁想学拍照可以来找我。好了，我现在还有其他事情，就让你们的同学给你们再讲讲吧。”说完，他拍了拍毛岸英的肩膀：“谢尔盖，你的中文好，负责当翻译吧。”
郑一俊走后，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毛岸英说：“你们在这里就安心住下吧，在苏联，所有人对我们都很热情，很友好。不久前，我和加利亚作为儿童代表，到白俄罗斯的城市戈梅利参加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组织的全城儿童代表大会。我们坐在飞快的火车上，不到一天就到了。火车站外的广场上挤满了人，儿童团员们排着队迎接我们，还有人送我们鲜花。我们在那里住的房间以前是苏联国防委员长、伏罗希洛夫元帅和苏联骑兵总司令布琼尼元帅住过的。我们还去参观了一家生产皮鞋的工厂。咱们穿的皮鞋就是那家工厂做的。”
郭志成在一旁插话：“儿童院的活动可多了。辅导员经常带领我们参观博物馆，游览名胜古迹。我们每年暑假还能去外地疗养。今年我就和其他同学去了黑海边的索契。那里有美丽的海滨，可以洗海水浴。那里还是苏联著名作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居。这本小说如果你没读过的话，可以到图书馆里去借，那里还有好多有意思的书呢。”
林琳歪着小脑袋说到：“儿童院里可没有懒虫。我们每天都要自己铺床、叠被子，轮流打扫宿舍卫生。一到过年过节，全体学员还要按班级出动大扫除。如果轮到去厨房值班，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床，去那里帮忙洗菜、削土豆皮。”她说完，其他孩子也纷纷抢着说：“我们这里夏天能游泳，冬天能溜冰、滑雪。不过溜冰可不是那么好学的，‘大宝’跟谢尔盖学溜冰的时候就把门牙摔掉半个。不过只要勇敢，不怕摔，就一定能学会。”
“在儿童院最开心的是过生日，所有人都会对你说‘祝你生日快乐’，还送给你各种各样的礼物：女孩子会送你她们自己勾花的手绢，男孩子通常会送你个弹弓什么的。”
“不过，你们可要小心，别人祝你生日快乐的时候还会揪一揪你的耳朵——你过多少岁的生日就被揪多少下，这是苏联孩子的习惯。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耳朵就是红彤彤的！”
“男孩子们可要记住了，每年三月八号妇女节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女老师和女同学送礼物，那天可得有男子汉的样子！”
……
听到生活如此丰富多彩，从延安来的孩子们睁大了眼睛，一副向往的神情。张玛娅和陈祖涛在通过其他学员帮忙翻译后，终于确认了姐弟关系。张玛娅高兴地牵着陈祖涛的手，逢人便说：“我有小弟弟了！我有小弟弟了！”
集体生活对于新来的这些孩子来说并不难适应：每天听铃声起床，然后洗漱、叠被子，下楼在保育员手风琴的伴奏下做早操，吃饭，上课……这些同他们在延安时候接受的半军事化管理相差无几。
惟一在生活上差别较大的要算是饮食习惯了。在延安的时候，他们用的是筷子，而到了儿童院得换成刀叉。在延安因为条件不好，所以不管是野菜还是小米，只要从碗里扒上几口就行。而到了儿童院却得按照西餐的礼仪：先喝汤，然后再吃主菜、面包，最后是甜点。特别是吃完饭后，还得将刀叉斜放在碟子里。一开始，他们有些手忙脚乱，但在保育员手把手教了几遍后，也就逐渐应付自如了。而且，儿童院提供的食物丰富可口，面包、黄油、蔬菜、肉类、水果等等，比起延安的条件来说，的确有天壤之别。
此外，为了师生间方便用俄语称呼，从延安来的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新名字，有的是纯粹的苏联人的名字，有的则是根据本人的乳名而来：刘允斌——克里姆、刘爱琴——爱琴，陈祖涛——雅沙，高毅——沃洛佳·高老虎，陈小达——小老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