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尼诺儿童院的男生宿舍里，两个穿着深色西服的中国孩子肩并肩坐在床边，他们是17岁的毛岸英和16岁的毛岸青。兄弟俩刚接到父亲毛泽东托周恩来从延安带来的家书。
抽出信笺后，父亲潇洒的笔迹跃入眼帘：
岸英、岸青二儿：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虽然整封信不过寥寥数语，但父亲百忙之中的一份惦念之心已经让兄弟两人感动不已了。
“爸爸说给我们寄了一批书。我们怎么没收到呢？”毛岸青问。
“也许是丢了，也许还没寄到。别着急，我们再等等吧。”毛岸英拍了拍弟弟的肩头。
毛氏兄弟能够到莫斯科学习，其中经历了无数坎坷。毛岸英8岁时，与母亲杨开慧在住所被国民党清乡司令部所属的“铲共义勇队”区队长范觐熙领兵抓获，并被解送到长沙的协操坪监狱。杨开慧因拒不说出丈夫下落而惨遭杀害。10多天后，毛岸英才被舅舅杨开智从监狱接回。随后，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毛岸龙被送到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上海党组织为了安置革命后代而设的大同幼稚园。在幼稚园期间，4岁的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1932年3月，由于大同幼稚园的性质暴露，党组织被迫将它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被该幼稚园创办人之一——地下党员董健吾牧师领回家中寄养。
后来，董健吾外出躲避追捕，他的前妻黄慧英负责照看两个孩子。由于生活来源没有着落，毛氏兄弟吃不饱穿不暖，还时常挨打受骂。于是，他们离家出走，流浪于十里洋场。两人卖过报纸、捡过破烂、当过学徒。毛岸青还由于被巡捕毒打致伤，听力受损，精神受到极大刺激。
1935年秋，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毛泽民，托人四处打听两个侄儿的下落。直至1936年6月底，地下党才从寄居在一座破庙内的流浪儿中找到毛岸英和毛岸青。
此后，兄弟俩随东北抗日爱国将领李杜将军等人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邮船，去往法国。李杜将军扮作商人，化名王元化，毛岸英和毛岸青则扮作随行亲戚，化名分别是杨永福和杨永寿。
邮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马赛港。
抵达目的地前一晚，毛岸英发现李杜和工作人员在船舱包间内举动神秘：他们拉紧窗帘，反锁房门，偷偷从行李中掏出许多小纸盒，从窗口扔入大海。
机灵的毛岸英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摸到一个纸盒，打开一看——原来里面码放的是一排排锃亮的手枪子弹！他想，这其中肯定有不方便说的原因，于是便招呼弟弟一起帮着把纸盒扔到海里。
船靠岸后，一行人乘火车前往巴黎，去苏联驻法使馆办理签证。但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竟遭拒签。其中缘由莫衷一是：一说是苏联正值国内进行大规模肃反运动，拒绝外国人入境；另一说是李杜等人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发现，日方由此向苏方施压，而苏联政府考虑到当时国际形势紧迫，因而没有发放签证。
李杜等人在巴黎滞留了几个月，后托中共在当地印刷出版的《救国时报》①的编辑部，将毛泽东两个儿子的消息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告知苏联政府。不久，苏联驻法使馆为毛氏兄弟办理了签证，但仍不准李杜等人入境。于是，毛岸英和毛岸青由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护送，于1937年初来到莫斯科。
毛氏兄弟到苏联后，合拍了一张照片托人带给远在延安的父亲。照片上的他们都身穿圆领羊毛套衫，头戴法兰西小帽。孩子们还写了一封信，介绍自己在苏联的情形。从此，毛泽东与两个儿子之间中断多年的音讯又联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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