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外蒙“独立”，苏联与“蒙疆经略使”结下怨仇
对于苏联红军未经中国同意便大举出兵外蒙古，使当时的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的“蒙疆经略使”张作霖无比愤怒。他们通过外交渠道向苏联抗议道：这是苏维埃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是对加拉罕对华宣言的否定，是对中国领土的蓄意侵犯。而苏联政府的“红军进驻蒙古是应蒙古临时人民政府之邀清剿匪徒”之解释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说，中国一概不接受。
很快，外蒙古问题使苏联政府与张作霖势力对立起来，而且局势日益恶化。可以说，它成了同“中东铁路”一样的使苏联领导人最为头疼的事件。①
1921年7月27日，苏联外交机构负责人契切林在给刚刚从中国返回莫斯科的苏联远东共和国外长依？尤里的电函里说：“看来与中国及军阀张作霖的敌对关系正在日益加剧。请您再返北京，本着既确保外蒙‘自治’，又承认中国对外蒙宗主权的基本原则，再次与其展开谈判。要与他们讲清楚：我们在外蒙古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为了打击翁格恩匪帮。要让他们知道：翁格恩也是他们的敌人。我们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只要我们肃清了那里的匪帮，就立即从那里撤军。”①
事实上，在剿灭翁格恩匪帮后，苏联红军非但没有从蒙古撤军，而且还在1921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与蒙方代表签署了《苏蒙协议》，使驻军变为合法化。这一有损中国主权的《苏蒙协议》，更加激化了苏联与中国及张作霖势力之间的深刻矛盾。
这段时期内，有关外蒙古的政策问题，也曾在苏联领导层内部引起了不同争论。
如持反对意见的苏共外交界领导人越飞提出：早在1915年由中、俄、蒙三方共同签署的《关于外蒙古自治之三国协定》，已经确认沙俄政府对中国外蒙古的侵略。
越飞还分析蒙古现状说：“虽然那里存在着富有的封建主与神职人员对中国商人的激烈对抗，但是他们仍属于同一阶层，充其量是同一阶层的人在为各自的利益互相斗争。按阶级关系的方法去分析，那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争取民族解放与自由平等的革命斗争’。”
按照越飞的说法，在外蒙古那里进行苏维埃革命，“是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并且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越飞甚至不同意向外蒙古地区派驻苏联红军。他认为，向那里派兵“是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中国的军阀统治的外交政策相抵触的。实事求是地说，向外蒙古派兵，这一行动恰恰是我们的敌人最喜欢看到，而我们真正的东方朋友最为反对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