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的意见，当即遭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有“暴动专家”之称的诺依曼的强烈反对，他给叶挺把广州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想法，扣上了一顶“土匪主义”的大帽子。因起义在即，叶挺全副心思都在作战指挥上，就没有与其争执。
广州起义发动当天，“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但这个苏维埃政府随即陷入国民党军的围攻，形势严峻。被推选为工农红军总司令的叶挺，在苏维埃政府的军事会议上，郑重提出“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这一建议得到叶剑英、聂荣臻等懂军事的起义领导人的响应。
但叶挺深思熟虑的稳妥方案，马上就被慷慨激昂的言辞掩盖。年轻气盛的广州市委书记黄平，认为叶挺这种顾虑重重的情绪，在此紧要关头是非常要不得的。诺依曼更是激言厉辞，说此刻绝不能退却，而应“进攻进攻再进攻”！省委书记张太雷对诺依曼意见的附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政治能力无疑是相当强的，但对起义成功的渴望，对帷幄运筹的生疏，使他偏向了貌似权威且声色夸张的诺依曼。起义的悲剧结局，此刻已经注定。
许多年以后，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们在平心究诘当年失败的因由教训时，才承认叶挺的主张是正确可行的。叶剑英、聂荣臻都指出：本来在11日晚上就可以采取措施，主动将部队撤出，那么，起义将会取得很好的结果，可惜叶挺的主张得不到采纳。
彼时领导军事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在十多年后也总结说：“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叶正明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还同叶家几个孩子讲过：当年党中央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没有接受你父亲的意见，如果接受了你父亲的意见，革命很有可能还要早胜利几年。你父亲的意见是广州暴动后，部队不在广州市内消耗，而是拉到海陆丰，和彭湃一起搞根据地。那里靠海边，或许还可以接受苏联的援助。叶正明说这些话周总理在中共六大的时候也讲过，原话应该能从有关文件中找着的。
当年决策的军事会议上慷慨反驳叶挺的黄平，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检讨说：当时年轻幼稚，不懂军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他承认当年自己和诺依曼的意见是错误的，并痛心地说：“事实证明，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被采纳，可能要避免很多人的牺牲。”
让我们做点理性的推演：广州起义爆发之际，也正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初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叶挺提出把起义部队拉到海陆丰，开展农村革命战争的主张，是与毛泽东走“工农武装割据”之途的思想相通的，是外国革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正确选择，这说明叶挺此刻已具备一个革命家和军事家的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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