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农业大学教授、老校长毛达如先生在回顾农大办校史时曾说过：“60年代初，王观澜任校长时，由教授、教师、职工学生代表组建校务委员会，着重突出教授在办学中的主导作用，决定和咨询学校的重大事宜，带领学校不断发展。”毛达如认为，这一“大师办学”的新理念虽然一度受到争议，但从现在看来，还是值得提倡的。
由于长期从事农村和农业的领导工作，熟悉和热爱农村、农业和农民，王观澜在农业领域有了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建树，被公认为党内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当时中央和国家机关也流传一种说法，在党内领导人中，最懂得农村、农民的有三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邓子恢，还有一位就是王观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高等院校首当其冲，王观澜被农大红卫兵作为“走资派”打倒，还抄了家，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天天押着他在市里批斗、游街，甚至还拉到外地去批斗。北京市造反派召开数万人“批斗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也把王观澜作为“集团成员”拉去批斗。康生甚至指示红卫兵：“王观澜要开大会斗六次。”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也被作为叛徒隔离批斗。
王观澜在当时极度混乱的年月中，一再感慨叹息，说：“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现在刚刚恢复，又来了。”他默默忍受着无情批斗的痛苦，不久，周恩来从农林口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有关情况，立即指示农大红卫兵恢复王观澜的自由。在后来“靠边站”期间，王观澜并没有消沉，他一边写检查，一边参加劳动，每天清晨都沿着农业大学附近马连洼到颐和园的马路长途步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他要恢复和保持自己的体力，默默地准备重新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提出把王观澜“解放”出来，参加工作。然而，一些人却把那些将王观澜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材料报上去。周恩来极为生气，逐一批驳说：“王观澜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打倒！”
第二年春天，农业机械部部长（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不幸去世。在八宝山的追悼会上，周恩来看到了多年不见的王观澜。他心情沉痛，激动地紧紧握着王观澜的双手，关切地说：“没有浮肿吧，没有心脏病吧？看你气色不错，身体还好吧！接着连说了三次：“可以工作！可以工作！可以工作！”。
事后，王观澜作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开始工作。当时王震和王观澜等都是业务组成员。他们经常一道深入各地农村，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断向周恩来汇报。
这时，王观澜仍没有忘记在“文革”中被迁去陕北甘泉县清泉沟的农大师生。他不仅前去看望那里的农大师生，还通过写信和向上打报告，极力促成农大的尽快回迁。
1972年12月，王观澜在一次“关于农大搬迁问题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现在中央提出，1980年全国要搞8000亿斤粮食，我们农业部门的任务很重大啊！我们靠什么，要靠科学，要靠群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