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被江青赶下飞机的，而且王敏清对她善于恶人先告状的行为，已经领教，不知保健局领导如何看待此事，他估计也许还要费番口舌，向有关领导做解释。不料，他到北戴河后，史书翰什么也没向他询问，只是每天约他下海游泳，晒太阳，看电影，或打扑克。王敏清几次询问史书翰：“叫我到北戴河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史书翰总是含笑告诉他，“没什么事。”如此这般度过了一个多月。原来，慈祥、心善的史书翰局长是让王敏清来北戴河休息和散心的。老领导对他的情况很清楚、很理解，这使他感到十分的欣慰。
从北戴河又回到北京后，领导安排王敏清到阜外医院，进修心脏和心血管方面的业务。两年后，又是中央保健局办公室副主任力伯畏，找王敏清谈话，告诉他组织决定要他再次进中南海保健组，主要负责邓小平的医疗保健工作。
1962年春，王敏清第三次进入中南海。他先和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内勤卫士张宝忠见了面。在这之后，他又经邓小平夫人卓琳引见，去探望了邓小平。
邓小平给王敏清的感觉是不多说话，很稳重，但也不是总绷着面孔，他对周围的工作人员以及医务人员都很和蔼、亲切，生活朴实，特别豁达大度，待人处事宽容，这都给王敏清留下极深的印象。
由于工作的关系，王敏清与邓小平及其家人有了较多的接触，脑海里留下了一些难以忘怀的记忆。在他的记忆中，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十分简朴。当年深秋的一天，王敏清向卓琳问及邓小平的起居情况。
卓琳在讲述了一些关于邓小平的近况后，告诉王敏清说：邓小平此刻还是盖一床薄薄的棉被，她边说着边拉开了那床已褪了色的旧被子。卓琳拎起了被子，对着窗外亮光看了看，王敏清发现这床棉被不仅很薄，而且还厚薄不均，有的地方都透亮了，可见是床盖了很久的旧棉被。
20世纪60年代的邓小平，身体状况还相当不错，他只不过有时出现轻度的低血糖、中耳炎和轻度听力障碍。
王敏清说：“偶尔患病时，邓小平很尊重和服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嘱咐他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说打针，就趴下打。不像有的病人，你让他打针、吃药，要费很多口舌，要对为什么服药、服哪些药，有哪些作用、副作用等等，作一系列解释，要排除他的重重疑虑。可邓小平从不多问，对治疗很配合。”
有一次，邓小平中耳炎犯了，王敏清在给他滴药时，不留神滴到了他的耳朵外边。当时王敏清很过意不去，但邓小平却说没关系。“他从不因这些事而责备医务人员。”王敏清对笔者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