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清懂事不久，就因常看着体弱多病的妈妈为革命奔波，萌生过学医的念头。他觉得为人民服务必须掌握一些实际的技能，否则就是空谈。医学院招生时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投考。
刚刚考完，教务处长张润苍就问道：“你下午能来吗？”“能呵。”“那你下午就来报到吧。”“不是要等几天才发录取通知吗？”“我们已经决定录取你了，你是今年春季以来考试成绩最好的一个。”
王敏清学的是军医科，新生被编排在六区队。但没学几天，校方就通知他跳一级，直接学习专业。一年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前线急需医务工作者，王敏清便和比他高一年级的学员同时毕业，分配到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医院。
当时的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医院，已经全力投入临汾战役的医护工作，王敏清被派往前线医疗所。他说：“战地医疗所紧靠着战场，受伤的战士先抬到我们这里，做些紧急处置，重伤员被送往后方医院。”
临汾战役结束不久，更炽烈的太原攻坚战又开始了。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野战医院，王敏清又随医院开赴太原前线。经过一年多解放战争战火的洗礼和磨砺，他的医术提高了，在政治方面也更加成熟。
北平刚解放，他作为军管会的成员，接收原国民党陆军总医院。这时他才20岁，是总医院最年轻的军管会成员，又是最年轻的内科医生。如此发展下去，驾轻就熟而且顺当。但王敏清觉得：自己仅在医学院受了一年多正规训练，就匆匆结业从事临床，基础太不扎实，系统学习的课一定要补上。
1950年，王敏清进入山西医学院学习。毕业那一年，他是被医学院挑选出赴卫生部报到的四名优秀生之一。
1954年8月，他由卫生部分配到了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的中央保健局，又由中央保健局分配到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的北京医院。
王敏清对笔者说：“一到医院，院长计苏华和我谈了话，然后安排我到三楼西，当住院大夫。”计苏华是医术高超的老资格，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逼疯，死得很惨。
“和我分在一起工作的有沈瑾，负责带我们的有主治大夫赵夷年，内科主任吴洁。吴洁是当时给中央领导人进行内科治疗的最高级专家，他曾任北京医院前身德国医院的院长。那天中午吃饭时，我分明地感到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并窃窃私语。我起初对此不解，后来才知道，三楼是北京医院最高级的病房。到这里的医生，都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医术和其他方面的考察；而我刚毕业就分配到这儿，因此，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
王敏清初到北京医院时，康生恰好也住在医院内的七号楼养病。笔者曾听一些知情者说过，建国后一段时期，康生被毛泽东冷落，中共许多领导大多熟知其整人善变的习性，同他疏远，所以他一直称病韬晦、深居简出，好像患了很重的精神疾病。
笔者问王敏清：“你分配到北京医院是否正逢那段时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