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皇帝曾于顺治十四年谕示工部：“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据说顺治帝曾经亲自去祭崇祯的陵墓，并失声泣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见李清《三垣笔记》）顺治此番作为，当然有安抚明朝遗民的人心之政治考量，但至少连昔日的敌手，也不承认崇祯是个混蛋皇帝应该亡国，而是对他予以理解之同情。
就是这样一个勤政的皇帝，和手下的臣子一起把帝国送上了末路，那么一定有很值得探讨的价值。
当我回顾明朝万历帝登基（1573年）到崇祯帝殉国（1644年）七十一年的历史，觉得有许多想不通的现象：一方面人才辈出，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科技等方面涌现了张居正、戚继光、海瑞、顾宪成、高攀龙、汤显祖、王世贞、李贽、袁宏道三兄弟、徐光启、宋应星、袁崇焕、刘宗周、黄宗羲等一大批士林精英，另一方面在危机当前，无人可用，朝廷被一帮城狐社鼠盘踞着。一方面江南等地莺歌燕舞，一派繁华景象，民间经济异常活跃；而另一方面西北农民因饥寒交迫揭竿而起，朝廷财政近于崩溃，无财力应付内忧外患。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表面上，明亡于诸病齐发的绝症。和满清的外战一败再败，辽东几乎全部沦为敌手；国内因为苛政而驱民为贼，越剿越多，流寇纵横全国；朝廷内诸臣各立门户，损公济私。这些急性病和慢性病、外伤和内疾一起发作，纵使华佗再世，也难妙手回春。诚如《明史》所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溃烂而莫可救”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在世，也难力挽狂澜。
明之亡，有崇祯个人的原因，如性格猜忌苛刻，求治心太切，也有君臣否隔，满朝贪官、昏官太多的因素，但这些只是表面的原因，造成皇帝和文官集团彼此怨恨的根本原因，则是从唐以后，支撑中华帝国这间老房子的士人政治，其整体制度一步步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根本制度不改革，几乎无路可走，无论怎样的皇帝，都没办法起死回生。理解这点，我们或许能解开明末的许多疑点：为什么监察制度那样严密而明末的官吏贪腐让人瞠目结舌；为什么崇祯帝诛杀魏忠贤坐稳龙椅后，对太监乱政有足够的警惕，但最后又不得不依靠太监而疏离文臣。
抱着对明亡的种种思考，我尽量用简约的文字，将1573年至1644年这段晚明历史中一个个事关国家兴亡的故事和人物写出来，希望读者能比较轻松地读完这些文字后，对一个帝国从中兴到覆亡之路有个基本的了解，也能在读故事之余，对中国的王朝兴亡以及传统政治的困境有所思索。
但愿我的这些文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诚恳地希望方家指正，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之交这块土地上所发生天崩地解的变化。读史并思考历史，不仅仅是无聊而为之的事情。作为唯一文明史没有中断、几千年使用同一种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历史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个富矿，值得珍惜和挖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