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事，祸出不测，各码头同时败坏，大局莫支，各省官绅富商均向号东索取存款，此数年后必有之事。是票号与东家关系甚大，办银行与东家绝无后患也。
然而票号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东家不能过问票号事务。当时蔚泰厚总经理（总号掌柜）是毛鸿瀚。毛鸿瀚猜忌李宏龄是为了夺权，以为成立银行尽管有诸多好处，但从此将失去对票号的绝对控制权，最终作出了断送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
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
李宏龄听后，气得大口吐血，一病不起。票号第三次丧失了组建银行的机会。
在竞争激烈的20世纪初，票号合组银行不成，单个票号身孤力单，经不起任何金融风潮的袭击。“未及三年，辛亥（1911）事起，商务破坏”，票商外欠处处倒账，欠外人人提款，加以各省纸币折收，票号受到重创。而票号仍坚持恪守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信誉，有提必予，结果所存实银被提取一空。一些原坚决反对合组银行的票号总理如毛鸿瀚等开始醒悟，于是各票号在京分号于1912年10月28日晚，联合宴请从日本返京的社会名流梁启超，望借梁之大名再次鼓动山西票号合组银行。但今非昔比，1913年上半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国民党起而反抗，粤、赣、皖、湘四省独立，袁世凯大兵南下，对于历来“北存南放”的票号来说，南放之款资助锱铢难收，北存之款处处逼提，所有票号均银根奇紧，已经拿不出筹办银行的资本金。李宏龄、毛鸿瀚等只得向美国银行团提出借款五百万元银洋。山西票号既不能提供抵押，又仍然不愿出让股份，美国银行以“不能于借款所办之实业内，得有相等之利益”，又缺乏抵押的保障，不予同意，居间牵线的清廷财政部也已厌倦，表示“本部不与问此事”。李宏龄、毛鸿瀚等不得已，再请求政府出面，息借奥地利法郎三千万，言定三十年还清。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借款失败。票号合组大银行的梦想化为泡影，第四次丧失了组建银行的机会。
1914年10月，山西票号“祖师爷”日升昌票号倒闭了。天津《大公报》报道：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
辉煌了一个世纪的山西票号从此风光不再。
年近古稀的李宏龄，听到日升昌票号倒闭的消息后，不禁悲从中来。他把几年前倡导票号改组银行的往来信件翻检出来，编为两册，一为《同舟忠告》，一为《山西票号成败记》，自问自答，仰天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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